摘 要：国家安全知识历史性地交融于文明和发展知识谱系之中。中国国家安全知识的生产历程反映了自身寻求文明复兴和自主发展的主体性,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则是突破西方元叙事框架、确立中国自主知识范式的基础性任务。历经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国的国家安全知识生产完成了从主体性奠基到内涵开放更新,再到体系性建构的实践超越。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核心遵循与根本框架,它通过激活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特征与历史意识,并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实践,从而弥补西方传统安全知识的缺陷。国家安全知识的进一步创新发展,要求构建系统关联的框架、突出政治安全、揭示安全知识演进的内在动力,从而使国家安全学在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三重维度上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路径。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探索历程表明,中国正在形成具有全球对话能力与本土实践效力的新安全知识生产机制,这不仅体现了中国道路的文化自信,也为中国在国际上掌握叙事和话语权提供了理论武器。
关键词：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知识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以国家安全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成为重大的时代命题。作为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的文明共同体，中国在实现文明复兴与现代发展的征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安全实践智慧与知识积累。立足中国道路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也成为中国寻求更大范围的知识自主与话语自觉的基础性议程。从文明与发展的双重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中国国家安全自主知识生产的生成逻辑与创新路径，有利于在全球知识场域中形成自我表述和对话的有力工具，进而提供兼具中国经验与世界意义的思想产品。
一、问题的提出
任何国家与文明的存续和发展，都内生性地包含着对自身安全的关切与知识探索。这一进程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中呈现出愈发复杂的样貌。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得“文明”与“发展”不仅成为衡量物质与文化进步的标尺，更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一套具有等级性甚至排他性的秩序框架。这套框架与非西方国家自身的历史轨迹、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间不断形成张力。另一方面，“发展”在世界历史演进中逐渐成为一些大国形塑全球秩序的重要工具。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的发展主义话语，在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因其内在的同质化倾向，常常导致非西方国家在传统内生要素与外部异质因素之间产生诸多抵牾，甚至引发安全危机。这表明，国家安全自主知识的生产和积累既源于对外部压力的回应，也内含主体自身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寻求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与主动调适。
然而，在应对内外双重压力的实践中，发展中国家的安全知识暴露出理论供给与话语建构的双重赤字。其一，外来理论的“水土不服”与本土经验的“有口难言”并存。长期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安全理论与话语，往往忽视甚至曲解非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地缘现实，将复杂的国情简化为本质主义的社会科学指标，同时也淡化了发展中国家历史延续性和经由历史传承而形成的文明特性对主体行为的影响 24-26。而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独立的实践中积累的自主安全经验与智慧，又难以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体系。如有学者指出，发达国家在知识体系生产中往往选择性忽视具体实践经验和教训，并披着世界主义的外衣试图把自己攀高时的梯子一脚踢开。其二，面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合化，现有安全知识体系难以提供有效方案。不论是传统的威慑或联盟思维模式，还是自由市场或民主治理等悬浮的概念，均难以对当今全球物质力量对比深刻转变、全球秩序亟待转型的现实作出有效回应31-62。并且，尽管各种国际实践机制平台相继建立，但无论是在宏观战略、中观策略还是微观措施上，仍缺乏一种既能立足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身语境，同时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叙事指导和框架支撑。特别是面对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失序，南方国家不仅要革新对话内容，更应着力改变其对话条件，摆脱压迫性结构和思想定式的束缚，才能真正获得安全稳定3。归根结底，外部知识的路径依赖和内部知识的系统化不足，共同导致了安全认知与安全实践的“他者想象—主体实践”脱节。因此，将视野回归主体性的历史实践，在梳理自身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建构，便成为掌握发展主动权、实现文明赓续的认识论前提。
中国的文明复兴与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一理论与现实张力之中展开。中国不仅继承了自身延续性和创新性的文明特质，也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安全知识生产和有效供给的最真实经验。换言之，构建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中国自身文明特质、独特国情和现实发展任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全球互动格局中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主动选择。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够将国家安全作为一种在理解国家发展和文明更新时更具有世界意义的框架。由此产生的要求是，国家安全知识既要承袭长期以来中国维护安全的价值内核与实践经验，又应准确反映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致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总体逻辑。一方面，国家安全学强调将安全观念与立足自身实践形成的概念体系联系起来，形成有机系统。从传统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在历史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处理安全要素之间、安全与其他要素之间关联的系统逻辑，形成了“中”“西”“马”会通的独特理论品质。另一方面，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全球倡议”，共同组成中国对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整体性方案。面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主张在大国之间加强合作交流的同时，与全球南方“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43。
总之，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性建构，要求将安全知识生产视为动态发展的认识论活动，亦即国家安全知识如何在中国的主体性实践历程中产生，并成为自主知识体系一部分的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文明和发展的双重视角审视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在解构西方知识霸权的元叙事框架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的主体性实践厘清国家安全知识生产逻辑，并提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路径。
二、文明与发展：国家安全知识生产的双重变奏
文明与发展的交织互动，构成理解国家安全知识生产的历史脉络与内在动力的核心线索。从世界历史的宏观演进到中国道路的具体实践，国家安全知识始终在文明的价值逻辑与发展的实践逻辑双重变奏中演进：文明为安全知识提供了深层的文化根基与意义框架，而发展通过其在物质生产、社会结构与治理模式上的变革，不断重塑安全议题的现实场域。对中国而言，构建自主的国家安全知识体系，本质上正是在这一双重变奏中，从自身的历史连续性出发，超越西方中心的认识论藩篱，实现从实践自觉到理论自为的必然选择。
（一）国家安全知识产生的世界历史脉络
从世界历史高度出发，在发展和文明的视野中，国家安全知识的产生与积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发展的“文明化”。发展观念源于西方对合意社会的追求。随着资产阶级力量崛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西欧率先以“民族国家”形式整合社会，开启了西方文明的殖民侵略和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并使非西方文明逐渐陷入危机。在论及资产阶级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明：“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5-36资本主义文明扩张表现为一种“单一现代性”的抽象普遍发展观念。这种观念将资本全球扩张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塑造为普世标准，而把非西方社会的差异性视为“落后”或“待开化”的象征，从而为殖民侵略、资本积累和意识形态霸权披上道德合法性的外衣。埃里克·沃尔夫指出：“历史就这样被改成了一个关于美德传承及品德高尚者（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东方）的传说。”5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推行其“文明使命”，将工业革命后的技术优势倒推至古代历史，虚构了“西方文明优越性”的神话，掩盖了西方崛起过程中的殖民掠夺及其内部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话语实践将非西方国家的发展困境归因于内部“传统性”的桎梏，却忽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带来的全面依附关系。边缘国家的“不安全”恰成为中心国家“安全”的前提——欧洲工业文明的繁荣建立在非西方国家的生存危机、社会动荡和精神失序之上。文明等级制的不平衡发展最终导向两次世界大战，垄断资本的现代性逻辑陷入比“野蛮”更极端的暴力循环，揭示出资本主义文明扩张本质上是将不安全状态全球化、持续化的历史过程。
第二阶段是文明的“发展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发展”作为自身权力诉求和形塑全球秩序的新抓手。现代意义的发展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和实践模式主导和推广下，逐渐形成了以现代化发展理论为核心的“援助”和以文化研究为核心的区域发展“指导”两方面议题。一方面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在实践中形成一种主张安全威胁与发展滞后互为因果的“安全—发展联结”范式。该范式以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为基础，将技术转移、资本注入与政治干预包装成“现代化援助”之下的线性进化论叙事，实则服务于资本扩张与地缘控制。这导致发展中国家被迫陷入一种“安全悖论”：外部渗入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削弱了本土国家能力，使政权合法性危机与治理失效常态化，反而催生更多非传统安全威胁165-169。另一方面是区域研究方法论指导下的文化治理策略。其主要通过东方主义话语范式将非西方社会的历史经验病理化为需要“诊断”和“矫正”的对象，并基于华盛顿共识进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输出，使诸多南方国家沦为“依附性发展”“文明教化”的试验场。发展主义所承载的世界体系结构性暴力和“知识殖民”模式在美国的政治经济战略中获得了特殊地位，以至于发展与民主和国防共同成为美国统摄国际秩序、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维度。
第三阶段是发展、安全、文明的横纵交织。安全知识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交织时空中呈现出双重维度的张力结构。一方面，西方通过殖民现代性的“绝对安全”叙事，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建构为普遍化的历史终点。如帕沙·查特吉指出，在去殖民的历史中非西方国家以民族独立运动为特点的建国行动，强行终结了其自身历史自我发展中存在的可能性167-170。另一方面，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国家安全问题，集中体现为外来政治经济体制与本国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之间的不匹配及其导致的世界秩序观冲突。更具体而言，西方国家通过发展和文明的话语统合世界的知识和政策实践，使得非西方国家自身的文明基础和发展需求被“东方学”的想象化和自我知识化的所谓“接轨”“援助”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覆盖，导致其现代发展和文明转型的理论框架建立在脱离实际的西方政治制度偏好的基础上，最终陷入全方位的被动依附之中。如瑞文·康奈尔所言，阿西莫格鲁等人所指出的导致国家失败的制度性问题，其价值更在于揭示了“北方理论”普世性表象之下的宗主国社会观点和视角的实质1-11。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非西方国家基于在地经验与历史主体性，不断解构文明和发展的同质化预设，推动了新发展模式和文明转型的历史实践，并从中逐渐生成替代性的知识范式的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但是这些替代性的知识范式仍然受限于南方国家文明转型和现代发展实践的自主性缺失，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凸显了构建自主安全知识体系的基础性意义和战略价值。
（二）中国国家安全知识生产的实践要求
世界历史的演进为国家安全知识生产提供了宏观背景，而中国自身的历史纵深与现实国情构成了其知识生产最根本的内生动力与实践场域。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论阴影下，中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实践智慧尚未充分转化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知识体系。这种在审视自身道路时面临的“表述困境”并非简单的理论匮乏，而是源于中国独特、连续且巨大的历史基础和实践体量，与现有理论概括能力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也构成了探索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起点。对此，植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提供了一种基本的认识论框架。唯物辩证法强调把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政治现象和社会运动过程结合起来，对世界和国家进行整体性、动态性、长时段的考察，从而在一个更加辩证和广泛联系的视野下理解秩序的形成与演变，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历史和实践互动中所蕴含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认为人类社会的有效知识来自实践经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01这一观点与中华文明历来强调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传统高度契合，共同塑造了中国自主知识生产的实践品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奋斗中具体表现为：始终将国家的主权独立、安全稳定与人民的生存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当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革命中的政权问题相一致时，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才是社会革命的延续。其中蕴含的安全知识观在于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基础和目标，分析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基础、阶级性质，利用政权完成彻底的社会改造，从而在实践中推动国家发展和文明进步。换言之，中国的国家安全知识，并非诞生于书斋，而是生长于解决“挨打”“挨饿”“挨骂”等一系列根本性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伟大斗争之中。这种基于实践的知识生产和供给，意味着立足于中国超大规模人口、独特历史文化、复杂社会结构等基本国情，在投身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行动中超越抽象的、非历史的普遍性，形成解构、重构和超越的具体方法，从而既保持社会系统的根植性，又与上层建筑诸系统相互联系，最终为文明系统转型注入创造性和创新性活力。
进而言之，现实是一切实践行动的逻辑起点，实践的直接目的并非开展新的理论化活动，而是要面向特定历史过程和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现实本身进行批判性建构。在批判和建构相统一过程中能够洞察真实而全面的现实，就是实践的最大知识成果。在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不均衡的现实条件下，中国自主的文明更新和发展道路形成就展现出一种在实践中形成安全知识的能动进程。由马克思主义所激活的中华文明，以现代国家的形式完成了文明更新和自立自强，并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等方面提出了国家安全与发展和文明的新型关系，向世界呈现了文明新形态和新型秩序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200。2020年，国家安全学被正式设置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有力推动了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发展。这一系列重大举措是新时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对自身安全与发展需求进行战略擘画和学理凝练的主动作为。从战略层面而言，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安全学提供顶层设计和行动纲领，国家安全学则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再学科化”，其旨在通过学科、学术和话语研究形成理论载体，以在地性经验为基础细化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从更深层次看，这标志着中国国家安全知识生产进入了一个自觉、自为、自主的新阶段。它既是对自身数千年大国治理经验与百年奋斗史中安全智慧的系统总结，也是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要求。因此，国家安全自主知识的生产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抽象普遍性的文明和发展叙事的突破，这要求跳出文化或内因决定论的陷阱而转向物质实践与精神价值的互构，形成摆脱“他者”身份的思想自觉和实践自为。
三、中国国家安全自主知识生产的实践逻辑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84。近代以来，中国奋起维护自身安全的历史实践直接源于帝国主义对中华文明和国家发展的话语权与实践权的双重宰制。在这个前提下，更要立足中华文明的更新和中国的自主发展实践，整体、辩证地形成中国主体性的安全知识。也正因如此，中国国家安全知识的生产，就不仅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现实基础，也是保障文明复兴的认识论前提和重构话语权的主体性体现。
（一）新中国国家安全知识的主体奠基
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维护国家安全与文明的现代转型历史性地交织在一起。安全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目标，在现代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承担着基础性的政治功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完成了现代国家和中华文明“旧邦新命”的双重转型。
外来文明的强烈冲击和暴力入侵，构成了近代中国国家安全知识生成的直接诱因。面对资本主义文明及其物质生产成果的冲击，近代中国在尝试转型应对外部安全威胁的同时，自上而下的单向权力渗透也导致传统基层秩序结构被破坏，并引发了进一步的社会分化和不稳定。如费孝通指出：“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58这也意味着来自西方的现代性叙事在将中国的文明转型纳入近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的同时，也以其抽象普遍性遮蔽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其实，从传统国家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转型路径，不但在知识论层面忽略了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欧洲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也不能用来解读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历史地看，这种抽象普遍性不仅在国际法框架下的政治实践中成为否定亚非国家主权的理论工具，并且在价值层面上为帝国主义秩序观扩张披上了道德合法性的外衣。在此种范式主导下的20世纪亚、非、中东和东欧民族主义运动同样因为殖民主义遗留的“文明”制度和想象，造成了族群之间近乎永久的区隔和冲突85-113。对近代中国而言，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逻辑渗透和文明的暴力冲击共同塑造出国家安全知识生成和转化的历史起点：既要进行抵御外侮的直接抗争，更需面对行政、军事和行政体系碎片化引发的国家基层秩序危机，并转化为自下而上的革命动力。
与这种外部强加的断裂性逻辑不同的是中华文明内在的延续性特质，并由此深刻塑造了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国家安全知识的特殊性。在世界历史语境下，文明形态与国家形态、社会形态和民族形态具有一致性。中国的历史实践不同于欧洲后帝国时代的主权分割路径，没有经历多族群帝国的分裂以及在此基础上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划分，而是保持了政治、文明和民族的统一性逻辑。“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文化整合与延续，为中国保存了相对完整的领土和人口结构，也为中华民族抵抗入侵和现代主权国家建构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法理基础。在此历史基底之上，中国共产党承继了近代以来国家内部的民族整合与社会革命要求，成为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文明复兴的先锋队。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1516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以其始终秉承的道义和正当性致力于复兴中华文明，通过激活文明传统中的政治大一统基因与民本思想，既完成了对西方殖民逻辑的批判，又建构起具有文明主体性的国家安全知识架构，为新中国的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奠定了历史、社会和文明根基。
在革命的淬炼中，一种兼具中国主体实践性与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国家安全知识形态最终得以铸就，并集中体现为新中国发展和文明道路上的自主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瓦解了外部的殖民主义入侵和内部的传统社会权威，并通过基层党组织网络实现国家权力对社会基础的重构，赋予人民以广泛而平等的政治权利。与此同时，通过思想改造和大众教育等方式，使广大民众建立起自身命运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发展前途命运的联系和认同，确立起人民政治主体性基础上的世界观。面对严峻的内外环境，新中国通过战略性工业动员突破依附性发展陷阱，建立起部门齐全和具有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基础的现代经济体系。在重点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国防科技外，新中国还进行了工业、交通、农业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以及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民生工作的大规模普及。这些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内生性调整既切实维护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也通过具体的实践规避了第三世界国家常见的“有主权无发展”困境，为中国的文明更新和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制度基础。
（二）国家安全知识内涵的调适与更新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是国家安全知识更新的关键历史节点。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不断深化、社会转型仍在持续，并朝着一个总体性方向前进——追寻中国自身的现代文明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75。改革和发展进程催生了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一系列安全关系的生成与转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显性化对国家治理体系提出系统性挑战，成为国家安全知识更新的现实动因。
改革开放所驱动的社会转型，展现出国家安全知识生产的鲜明实践特质。一方面，中国以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来推动发展，并通过国际规范内化与本土经验外化的双向政治社会化互动，为中国参与全球实践提供了基本路径，促进了中国与国际体系共有知识的形成。另一方面，中国在体制转轨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从安全认知到治理实践的进路，推动其从传统地缘政治思维向以综合安全为要求的治理范式转型。此时的安全知识呈现出双重面向：既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危机跨国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风险传导，提出新型安全观念；又要破解流动性和异质性社会面临的组织化困境和治理脱嵌等问题，做好应急、减灾、维稳等综合性安全工作。推动中国现代文明秩序建构走向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规范诉求与实践诉求的辩证统一，成为国家安全知识的重要命题。
与此同时，这种深刻的社会变迁也催生了发展逻辑下的内在张力，对国家安全知识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外部而言，发展主义逻辑以“发达—欠发达”概念重构了国际体系的角色定位，“现代化”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被系统性建构，使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既面临金融、技术、管理等方面知识的规范性渗透，也需要应对由此带来的价值体系冲击。这种冲击和渗透在国家内部表现为一种剧烈的结构性矛盾，即市场带来的利益结构分化与传统单位制社会整合功能式微的张力，呈现出一种“波兰尼的大转型”和“布洛维的大转变”交织的形态。这种交会更具体地表现为转型时期的行政统合安全治理机制难以有效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叠加的复合型风险。这些风险或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并与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跨域安全挑战复杂交织。相应地，纵向管控逻辑下的横向风险扩散及其处理机制相互隔绝，逐渐演化为多中心治理的困境，社会愈发呼唤国家权力或资源的再注入，以及风险分配和问责的系统性调适。
为应对冷战结束后的一系列复合型挑战，逐步建设中国特色的安全治理框架、推动国家安全知识的综合化与体系化，成为必然选择。我们始终相信，一个稳定的国家和社会本身就是对世界秩序的建设性贡献，安全治理能力实质是一种“发展能力”。为此，中国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与法治体系完善等维度来追求对“发展型国家”的局部超越。一方面，通过建立体系化协调机制，有目标、分层次地破解条块分割的治理缝隙，开展简约治理、适应治理等模式的体制化建设。另一方面，以人民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标准，并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化渠道，完成重构政治认同的政策实践体系。沈大伟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经济改革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需求以不断获得执政合法性，而非仅仅依靠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来维护其执政地位1-4。而更加根本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推行“以人为本”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将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以长远眼光和历史使命回应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从而能够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转型实践中免于国家社会撕裂带来的政治危机。相较而言，美国自冷战以来对国家安全体系的进一步军事化和金融化，使其缺乏对国内社会问题的系统性思考和应对，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政治不稳定157-178。进入21世纪，中国逐渐将公共安全治理和社会治理作为国家安全知识生产和积累的主要维度，以牢固的基层基础夯实国家安全治理的根基。
（三）国家安全知识的体系建构与超越
新时代，国家安全知识体系进入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的新阶段。一方面，发展内涵的复杂化使其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需要总体性的安全思想和战略予以引领和支撑；另一方面，新时代坚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配以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机制，在国家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共同实践中形成体系化的国家安全自主知识。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回应国家安全格局复杂变化的有机整体，为国家安全知识提供了基于“文明”的宏大框架。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进程中，美西方治下的新自由主义“普世文明”不断以经济和科技理性法则，将其政治想象和秩序观包装为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一方面，全球北方国家干预所致的制度对立和文化分歧，使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呈现出超越地缘政治的“脱域”特征，要求南方国家综合回应复杂风险。另一方面，当“全球南方”在整体和能动的实践中对全球北方的霸权发起挑战时，全球北方国家又不断以话语层面的抽象形式平等掩盖南方国家所处的不平等政治经济结构，试图消解南方国家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历史主体性和政治能动性。中国的应对之道，则是将“文明”作为战略抓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将“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建设始终与国家发展和安全紧密相连。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优势向国家安全治理效能不断转化，为妥善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提供一体谋划的抓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文明为框架统合各领域安全要素，既旨在吸收和激活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特征和历史意识，也意在以具体的中国实践道路超越抽象普遍性，锻造出面向国家治理和发展道路的总体国家安全知识。
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体系框架，在于通过“政”与“治”的辩证统合，塑造出独特的国家安全自主知识结构。中国的历史文明延续和转型创新过程表明，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秩序的基本逻辑是以“政道”为导向的主权制度设计，进而探索“政体”和“治道”的治理制度融合，而非简单套用西方现代性政治程序逻辑。从制度表达看，国家安全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部分；从战略逻辑看，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构建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目标。新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并非技术治理的简单升级，而是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政治价值创生完成国家安全权力架构的统合。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逻辑，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治理实质是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从国家安全角度而言，统合“政”“治”的国家安全知识结构具体通过三个层面形成。其一，以党的全面领导保障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并通过党的组织网络、价值传导和制度供给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统一性，形成大安全框架、新安全格局下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有机融合。其二，以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维持安全治理的国家意志表达与执行之间的动态均衡，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等重大关系调适中实现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全的程序性衔接。其三，通过法治建设和民生保障夯实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逻辑统筹起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政治正当性和现实可行性。
立足于此，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是对中国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也成为催生新安全知识、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强大引擎。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植于中华文明底蕴，是当代中国安全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新性成果。在价值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相呼应；在对外交往层面，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精义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追求提供了文化基因。更为关键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实践的创新性成果，其人民性、统筹性和创新性特质，为构建新时代国家安全知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其中，人民性代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主体立场，将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纳入国家安全实践目标。统筹性特征强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和统筹协调机制，以系统思维处理安全和其他要素之间的重大关系、不同安全领域之间的重大关系等问题，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创新性是指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构建新时代国家安全知识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发展、文明、治理等概念体系进行安全视野下的“再建构”。可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蕴含的新时代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知识成果，标志着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对现代安全知识范式的重新定义，并开始从“解释世界”向“改造世界”的现代文明创新形式转变。
四、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路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国家安全知识新特点、新目标、新任务的认识和把握，是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内核与理论基底。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其“总体性”“政治性”“交叉性”的核心特征，从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三方面共同指明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发展的主要路径。
（一）总体性：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认知框架
总体性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首要特征，其知识论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系统化的本体论基础与认知前提。总体性要求突破传统安全知识的碎片化局限，在系统思维与辩证逻辑的指引下，统筹多领域、多元化、多层次安全要素和关系，实现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与治理实践在结构、功能与价值上的内在统一。
总体性的核心要义在于，以唯物辩证法重构安全知识的本体论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不同安全领域既存在自身的风险逻辑，又通过社会矛盾和国际博弈形成风险传导网络。这要求立足系统的、普遍联系的、发展的立场，有效识别重大风险传导网络的关键节点，在党的领导下统筹好“五大要素”和“五对关系”，构建动态均衡的认知和实践体系。在此基础上，将发展、安全、文明、治理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明历史性延续和创新转化，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政治和文化上仰赖霸权主义、在制度和技术（产业）上依附于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分工。中国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创造了大国现代化的独特范式，即凭借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人口规模转化为市场规模优势，以完整工业体系和关键产业链布局构筑可持续的安全发展屏障，以制度型开放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从国家安全角度而言，就是要充分认识到从“枫桥经验”到新时代“枫桥经验”、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从“三线建设”到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等维度的实践经验，以及保障民生、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普惠性发展，对于中国发展进步和文明复兴发挥的实质性作用。在此基础上，才能突破“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所反映的线性进步观，以安全的视角审视政治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变革的作用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综合性影响，实现多元安全关系的有效统筹。
在本体论重构的基础上，总体性要求突破西方传统安全理论中根深蒂固的对立性认知框架。西方传统国家安全研究长期偏重联盟与均势政治的思维模式，以及全球范围内实施的科技打压、贸易封锁等“security”议题，严重忽视国内的公共社会安全等“safety”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超越西方高阶/低阶政治的分野，统合“security”和“safety”问题，将粮食安全、生物安全、数据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纳入战略层级，把握总体国家安全的国家—社会边界融合、国内与国际议题持续交互等全新特征。基于此，学界相继提出“无意安全与有意安全”“综合安全论”等代表性理论观点。突破对立性框架的核心要求在于，既正视权力结构的现实约束，又强调以个体和共同体的能动性为中介，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坚实的理论架构。从实践来看，中国与30多个国家在我国香港共同建立国际调解院，以及举办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不断汇聚国际社会应对全球安全挑战的共识与合力。这些实践有力证明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不仅仅停留在理念，更是可操作、可验证的路径。立足于此，国家安全学才能追求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将中国追求结构韧性和集体行动的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
总体性的认知框架最终落脚于推动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术”与“道”同构发展。国家安全学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之间蕴含着“术”与“道”的内在逻辑关联。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背后的国家实力积累，以及立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和战略实践，构成国家安全学“道”的来源；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发展策略，则是贯彻国家安全战略之“术”的具体体现。一方面，以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和政策工具为学科建设确立基准。通过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国家安全法律体系、国家安全学学科评估机制等载体嵌入学科建设进程，形成国家战略布局与学科发展方向在制度和价值层面的传导。另一方面，促进国家安全知识创新向政策工具和话语体系转化，提升学科服务战略的知识供给能力。一是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进行国家安全重点领域模拟推演和沙盘推演等政策试验，对重大和关键风险监测预警、保障及协调指挥体系进行动态知识管理。二是按照技术优势和区域战略布局国家安全研究领域。譬如，推动东北地区“五大安全”战略中的粮食安全与科技项目协同联动，在种源技术、地理遥感等交叉领域的攻关中为黑土地保护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强化国家安全学的战略支撑功能。
（二）政治性：确立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立场
总体性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系统的认知框架，政治性则构成了这一知识体系的根本立场与价值内核。“政治性”意味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高原则和最根本保证。这并非简单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博弈或权力运作，而是要求立足中国道路的演进逻辑与中华文明的赓续使命，并以此为原点，揭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围绕党的领导这一核心，形成其独特的理论品格、制度形态与实践智慧。
政治性在知识体系中的首要体现，便是确立政治安全的核心地位。中国的政治安全问题贯穿中华文明的基因赓续与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现代发展历程。近代中国的政治统一稳定难题，集中体现为士大夫官僚政治与西方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冲突，这只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完成超越。资本主义的抽象普遍性渗入，既引致传统社会形态和结构的不均衡发展，也指明了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组织起来”，激发和转换形成抵御殖民侵略的政治资源和物质力量，实现从自觉到自为和自主的文明复兴。新中国立足中华文明根基对政治大一统进行的现代转化，要求国家政权必须通过基层治理、干部选拔、思想改造等多个方面的社会秩序重建，将政党权威转化为累积性政治认同，从而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实践，从而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实现中华文明基因的现代激活。
围绕政治安全这一核心，国家安全学需要进一步强调和阐释国家政治统治的“政道”内核。国家安全知识内含的“政道”逻辑强调维护制度安全基础上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明转型和复兴进程，从农业文明的土地制度重构、工业文明的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建设和关键产业链培育，到数字文明的原创技术突破，实质是通过中国特色制度创新保障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安全能力供给。这一进程以共同富裕、科技创新、数据安全等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为依托，将社会秩序、资源控制、技术标准等主权要素转化为应对复杂风险的国家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同时，以法治建设为主权制度运行筑牢规范性基础。在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框架下，建设涵盖国家安全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等在内的制度集成体系，健全国家安全党内法规体系。实践中借助基层立法联系点、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机制，将群众参与嵌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等方面的议程设置与执行监督，为社会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打造体制化吸纳通道，在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凝聚起国家安全自主知识的现实根基。
在“政道”的统领下，立足政治性的体系化实践维度应聚焦于“治道”的知识创新。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依循中国共产党的秩序创建及维护的制度化历程，不断形成安全需求与治理供给的有效匹配。从政治秩序的规范性看，中国共产党凭借先锋队的组织形态实现人民主权与中央集权的辩证统一，重构了以政治整合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现代形态。从权力认同的有效性看，中国共产党凭借民主集中制完成国家权力对社会领域的深度嵌入，开创了超大规模国家安全治理范式。从权力运行的效能看，中国共产党以持续的制度供给回应中华民族求生存、促发展、谋复兴的历史递进诉求，形成了维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体制逻辑。在此基础上，以安全治理实践创新推动共同核心价值的知识塑造。中国国家安全知识体系要求立足政治性内核，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基层治理层面，借助新时代“枫桥式”工作法等实践形式，面向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整体目标，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社会安全治理知识。在国家治理层面，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防范分裂主义渗透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认同有机统一，塑造面向民族复兴的安全知识范式。在全球治理层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为核心，为全球发展、文明、治理贡献相互联结和相互依存的共同安全框架。
（三）交叉性：自主知识体系生成的方法指引
交叉性是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动态演进的现实根基与方法论指引。在当代，国家安全议题早已突破传统学科的壁垒与单一领域的界限。国家安全知识的交叉性特征要求国家安全知识生产必须具备开放、演化与兼容的品格，在不同要素的交汇、碰撞与重组中发现新的安全规律、构建新的知识范式，从而为国家安全学提供理论活力与创新源泉。
交叉性的第一重维度，体现为国家安全知识范式在中国道路上的持续演进。这一演进一方面源于发展理念的不断拓展，国家安全的认知范式经历显著变迁。从初始阶段服务于重工业体系建设与战略科技攻关，逐步突破单纯的物质生产维度，演变为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相呼应的“安全发展理念”。在此过程中，安全议题在个体身份认同、社会民生保障、区域发展合作、全球安全治理等层面不断延展出新的交叉领域，形成涵盖社会治理、公共安全、涉外安全等多层次体系。另一方面则来自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的阶段性重塑。从宏观层面看，安全议题经历了从工业化基础巩固与国防能力建设的总体性支配体制，到嵌入市场化改革的行政管理制度设计，再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强调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正是这一演进的必然结果，这要求国家安全知识生产超越传统的“威胁—响应”模式，构建起涵盖风险预警、利益协调、价值整合等方面的“大安全”“新安全”架构。
交叉性的第二重维度源于全球化空间重构下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信息链的交织延展，致使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前所未有地复杂化，也使得国家自身的社会秩序和治理资源面临失控风险。数字文明时代的技术复杂性和快速迭代等特征会引发全球分工体系的梯度锁定，南方国家面临技术创新、高科技产业上的再一次“大分流”。与此同时，随着生产资本的非物质化加剧，地缘政治竞争转向数字经济、技术标准、货币体系与国际金融市场等要素市场的战略博弈。其实质是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武器化”，将霸权内嵌于知识结构和系统网络之中，从而保持自身的单边优势，但结果只会造成世界范围内的更多安全赤字。相形之下，中国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基点，从不同角度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也要求中国在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的基础上，需要对全球现实安全问题的源头及其主流话语进行“正本清源”，从而在制度和规范层面凝聚共识和力量。
面对不断演进的内在需求与愈发严峻的外部挑战，交叉性的最终落脚点必然是推动新时代国家安全知识范式的系统创新。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需面向中国场域和中国实践，在架构交叉协同的国家安全治理机制基础上，形成系统性的安全知识范式。譬如，构建粮食安全和数据安全的交叉预警机制，既要求凸显数字技术对粮食安全治理效能的提升，又要求防范种源基因数据泄露引致系统性风险。为此，可以运用钱学森复杂系统理论，解析国家粮食安全、数据安全的自组织、非线性、开放性及动态演化等复杂系统特征，对国家安全知识体系进行复杂适应性演化分析。从整体来看，国家安全知识范式的系统创新要以人民性为价值依归，系统考察国家发展进步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安全规制模式，推动国家安全工作有效贯穿党和国家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同时要求将纵向的创新要素与横向层次的安全机制相协同，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就此而言，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的系统生产与有效供给，既需坚持“政治为本”的价值引领，也要筑牢“理工为法”的技术根基，在个体与共同体更广泛的交往实践中，不断为全球性的国家安全知识生产更新提供动力。
五、结语
国家安全知识历史性地交融于文明标准和发展知识的交织网络之中，应以一种辩证的、全面的视角进行体系化梳理、归纳和阐释。发展和文明作为世界历史的核心表达，其知识谱系始终与特定群体对自身及外部世界的关联性认知框架保持着历史同构。这种深层次的联结不仅映射出国家安全知识生产的时空逻辑，也揭示了中国实践道路基础上的国家安全知识诉求。西方基于自身文明和发展经验建构的安全知识固有其特定的历史和实践意义，而中国在维护塑造自身安全的实践历程中完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了自身国家安全知识“踏平坎坷成大道”的自主和“斗罢艰险又出发”的自由。
对中国而言，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成，揭示了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元叙事框架、确立中国自主知识范式的基础性目标。对此，国家安全学承载着“以中国为方法”的双重理论使命。一方面，系统回应基于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国家安全知识自主性和共识性诉求，它既包括对现代中国国家发展和治理模式的双向认知和构想，也蕴含更广阔范围内的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秩序观。另一方面，建构具有贯穿历史、当下和未来的阐释框架，考察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在国际体系中转化自有资源、整合外部因素、探索发展路径、追求文明新生的安全实践历程，为全球安全知识的代际更迭提供支撑。在未来，国家安全学如何进一步以中国实践为基础，构建起既能够参与对话而又有别于西方传统安全知识谱系的自主知识架构，形成可持续的国家安全知识再生产和话语传播范式，进而赋予中国主体性的发展和文明道路以理论主动权，是学界应当直面的现实挑战。
（原载于《探索》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