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晞，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院长、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其不仅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了科学指导，也为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贡献了中国方案。然而，全球安全议题的表述与解读长期受到西方话语体系的主导，导致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常常招致误读与曲解。在此背景下，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不仅是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必要举措，更是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平、包容方向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既是时代所需，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应有之担当。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安全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支撑，是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建设，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与对外话语体系有利于更好把握其思想精髓、深化其思想引领，对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当前中国学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渊源、深刻内涵、特征属性、价值意义、实践路径等方面，对理论体系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系统性研究则略显不足，对理论体系与对外话语体系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 话语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而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一个有生命力、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往往是由一个有洞察力、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所孕育，话语体系的创新根植于理论体系的创新，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也是提高理论体系接受度与认同度的重要环节，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与对外话语体系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需要以系统思维进行连贯性思考与探讨。
在上述背景下，需要构建怎样的理论体系才能更全面地诠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深度与战略尺度？需要运用怎样的思维范式和方法路径才能更有力地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提高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接受度和认同度？如何依托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构建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这些问题既是新时代国家安全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也是高质量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理论议题。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予以回答，并通过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与对外话语体系辩证关系的梳理，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提供思维抓手与理论支撑。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仅突破了传统两极对立思维、教条主义研究范式和僵化话语体系的桎梏，更在理论思维层面实现了三重范式转换：超越素朴实在论主导的直观反映论，扬弃机械决定论支配的线性因果论，突破抽象实体论主导的本质还原论。这种思维变革构建起以实践观点为核心的问题导向研究范式，显著提升了理论界把握时代命题的洞察力、解析现实矛盾的思辨力以及回应实践需求的思想力。理论思维能力的跃迁，为构建具有学理深度的新理论体系、总结规律性的实践经验、重塑学科核心概念的当代意涵，奠定了坚实的主体性认知基础。因此，思想创新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构建的根本，本文采用跨学科交叉方法并引入多元学科理论，尝试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模型框架，从而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创新（见下图）。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突破性创新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理论思想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现代化反思从器物层面逐渐上升到制度层面和思想层面，并先后进行各种探索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发展创新的重要基础。
1. 辩证思想是理论体系构建的思想导引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引，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构建要深入把握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精髓，要深刻领悟和活学活用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三大基本规律，科学地运用事物普遍联系与发展的原理，筑牢理论的思想基础。其一，对立统一规律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要求理论体系构建要聚焦新时代国家安全主要矛盾及其主次方面，分析其面临的主要矛盾分离和融合的互动关系；其二，通过量变与质变规律解析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威胁演化机制，阐明原生与衍生安全问题的转化逻辑，精准识别国家安全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其三，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动态扬弃中推进理论发展：既肯定历史合理内核，又批判现实脱节与逻辑矛盾，通过辩证否定构建契合总体国家安全观、揭示安全规律的理论体系。
2. 面向实践是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托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辩证性地指明了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关系，强调理论创新要立足于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这就要求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构建需遵循三重逻辑。
首先，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解析安全主体的能动作用机理、安全客体的实践作用机制以及主客观安全要素的交互路径。这就要求既揭示人在安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又分析安全客体在实践中的作用机制，同时探究安全主体主客观风险要素的耦合作用机制及防控路径优化策略。其次，要依据国家安全重大实践的需求构建理论。实践需要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及对外话语体系构建要面向国家安全实践，科学合理地回应国家安全实践中的重大议题，特别是要关注国内外安全治理的现实进程，这一进程既包括宏观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又包括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殊国情。这就要求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既要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安全理论内核，着力突破时空维度安全协同机制、可持续安全生成机理等前沿命题；又要构建安全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重点研究实践条件约束下安全成本收益动态平衡模型、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及安全能力效用函数等核心问题，更好地推动国家安全实践的发展。最后，要依据国家安全实践的变化发展理论。理论体系须具有动态演进特征，这就要求理论体系构建要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要善于观察和发现国家安全实践的重大变化，在实践检验与理论修正的辩证互动中实现更新发展。这种建构路径既保持了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张力，又形成了实践推动理论的创新闭环，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
3. 问题导向是理论体系构建的重要路径
问题导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内核，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根本遵循。马克思曾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这要求国家安全理论建构必须穿透表象，挖掘国家安全重大问题、真问题。这种问题意识需在双重维度展开。
一方面，对宏观性根本性问题的回应是理论体系构建实现重大突破甚至范式变革的基础。新版国家安全法着重强调了国家安全不仅是“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还包括“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的观点。因此，国家安全的根本性问题必须揭示威胁生成机理、主客观安全要素互动规律以及安全能力建构路径等根本命题。另一方面，挖掘国家安全的具体关键问题则要破解统筹发展和安全、塑造和维护并进、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协同三个时代课题。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维度，“发展成果保障规模与安全压力正相关”机制，揭示了绝对收益视角下安全成本递增规律，这要求理论建构必须突破简单协同论，深入阐释安全与发展“促进—损害”四种形态的转换条件及动态平衡机制。对于塑造与维护并进问题，本质上是安全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命题，国家安全理论亟须解决如何在有限理性约束下实现提升维护和塑造安全的成本投入以产生最大的收益的问题。而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协同，实则映射着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这一永恒问题。因此，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创新的特殊价值正在于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安全互信机制，在维护国家主体性的同时建构新型安全互惠关系，以期解决自身国家安全与国际各国安全如何平衡的历史命题。这种双重维度的理论探索，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安全哲学的实践智慧。
4. 唯物史观是理论体系构建的创新源泉
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因而其发展深深地扎根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国家安全实践。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动态创新本质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安全领域的实践展开。分析和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构建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体系“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这要求国家安全理论须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把握时代发展脉搏，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动态性创新，其可从三个角度看待。
第一，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东升西降”与资本主义制度性矛盾越发激化等新变化、新态势，决定了传统安全理论解释力日渐式微，因此亟须构建能阐释新型大国关系与文明冲突的理论框架以应对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战略围堵、理论歪曲与形象丑化。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与治理体系的变革，催生了国家安全理论的异质化特征。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原创概念，形成一套完整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念，打破了“治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开创了国家治理理论的新形态。为了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党和国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并作出有说服力的科学解答，通过理论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安全认知范式。
第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着力防范化解可能迟滞或阻碍这一伟大复兴进程的各类重大风险。国家安全治理体系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突出关切和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双治理”的新安全格局，并提出“四个注重”指导方针，其中着重要求“注重各领域安全有序兼顾”。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发展、新要求，例如构建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推进国家安全科技赋能、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等。《决定》明确指出：“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彰显了党中央以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各类新安全问题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迫切需要对国家安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且作出具有针对性的科学解答。
（二）运用系统科学思想，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整体性创新
系统科学原理的核心是把握整体性，强调系统整体不等于其各个组成部分之和，由于系统的涌现性特征，系统科学思想强调构成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系统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整体性创新要深刻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思想，科学合理地运用系统的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思想进行理论体系构建。
首先，要深刻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特征，本质上是系统科学“涌现性”特征的具象化表达——“五对关系”突破了传统安全理论的二元对立，揭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部所蕴含的各领域安全要素的辩证互动；“五大要素”厘清了国家安全的主客体相互作用逻辑，印证了要用系统科学思维对其进行全面把握；“十个坚持”既体现了顶层设计的系统科学整体性原理，同时也进一步理顺了国家安全整体和部分的逻辑关系，体现了系统科学的结构性原理。其次，要运用系统科学整体性思想进行理论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灵活运用整体性思维，注重系统的整体效应，从整体上把握理论创新的要素、过程、结构、环境等，通过构建全要素管控、全过程统筹、全方位协同的三位一体模式，推动理论整体性创新。再次，必须依照系统科学层次性思想优化理论体系构建。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由不同的结构组成，具有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发挥不同的作用。根据系统科学的层次性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构建是一个各部分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每个部分都具有不同的功能。最后，要坚持系统开放性思想推动理论体系构建。一是要通过系统开放性思想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构建需要构建理论资源的“负熵”输入机制——纵向汲取中华传统安全智慧，横向整合各个文明理论创新资源。二是要在方法论上实现定性与定量融合、单一交叉互补，促进国家安全理论创新。三是要增强理论适用的开放性，在时空维度上形成兼具本土解释力与国际对话能力的理论体系，建立具有“历史溯源—现实应对—未来预测”的理论体系，为全球提供安全治理的中国智慧。这种建构路径既继承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思维，又实现了对西方安全理论的批判性超越，彰显了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理论的大智慧。
（三）遵循相对安全理念，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变革性创新
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受二元分离思想影响，将身体与心灵、物质与理念、感性与理性割裂开来，进而形成二元对立思维。这种思维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安全理论，使其过度强调国家安全的零和性，片面突出敌我对立，忽视甚至否定相互融合与合作，导致绝对安全理念盛行。而绝对安全理念过度关注利益冲突与权力争夺，未能辩证把握国家安全既对立又融合的逻辑关系，将对立面绝对化，违背了国家安全的本质规律。
事实上，国家安全并非零和博弈，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恩格斯认为，辩证思维不承认僵化的“非此即彼”，而是在适当条件下承认“亦此亦彼”，使对立双方相互联系。科学研究也表明，绝对安全无法实现，安全投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安全水平的提升，甚至可能因边际效应递减而适得其反。而实践反复证明，没有国家能脱离世界安全实现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追求绝对安全不仅难以实现自身安全，还可能损害他者乃至总体安全。相对安全更符合国家安全的本质规律，更能揭示其深层次原理，也更契合国家安全实践的需求与世界的期待。
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构建应以相对安全理念为基础，通过深刻分析与阐释，实现理论体系的变革性创新，应围绕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深入论证相对安全的合理性。安全是一个相对性概念，追求彻底消除所有风险的“绝对安全”是不现实的。某一行为体维护自身绝对安全的行为将导致其他行为体的不安全感和反应措施，反而使自己陷入更加不安全的情形，造成彼此对立的安全困境。而相对安全则是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尊重其他行为体的合理安全关切，进而将危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的状态以及保持这一状态的能力。相对安全理念把握了国家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避免了“非此即彼”的安全困境，构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基础理念。
第二，深入探究相对安全的作用机理。在提升相对安全合理性的基础上，理论体系需进一步探索安全非零和性的理论逻辑，扩大共同安全的作用域，拓展合作安全与非零和安全的适用范围。相对安全追求一种包容性安全均衡状态，如何实现这种均衡及国家安全的包容度在多大范围内合理，是理论体系取得突破的重要议题。相对安全的核心在于实现普遍性与持久性安全，因此，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应在相对安全的基础上探究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安全的机制。
第三，深化和拓展立足于相对安全的理论。理论创建需以核心概念为基础，因此要凝练一批基于相对安全的科学性足、逻辑性强、学理性深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既能解释国家安全的底层逻辑，又符合实践需求。依据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学说，理论体系需凝练相对安全理念的“理论硬核”作为核心层，并扩大其“保护带”，实现从中心到边缘的拓展。同时，需不断拓展理论的适用范围，以新案例检验理论，增强其解释广度与力度。
（四）立足文化自信思想，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本土性创新
全球安全治理的多元实践表明，国家安全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叙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不少学者将西方的理论学术话语奉为圭臬，简单套用西方学术概念和话语来解释中国道路，分析中国问题，预测中国未来。这就导致中国学术发展出现了脱离实践、食洋不化、“去马克思主义化”、“去中国化”相当程度上的问题。这种理论失语现象折射出文化主体性的缺失。
作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大国，我国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前所未有。而作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蕴含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又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形成的“中国之治”，这正是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充分彰显。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本土问题导向，以中华文明“安不忘危”的传统安全思想为理论创新提供精神基因，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安全实践凝结的经验作为理论主体，以新时代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需求构成现实场域，通过“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增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构建的针对性、深刻性和系统性，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
此外，从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角度来看，必须强调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原生性。有学者指出，中国国家安全学研究兼具内生型与外源型特征：前者主要体现学科发展主体和服务对象的内在需要，后者体现在对先进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参考借鉴过程中。强调原生性与中国特色并非排斥他国成果，而是在比较、批判、吸收的基础上，使理论内涵更加科学。构建国家安全理论体系要坚持本土意识，以我为本、兼收并蓄，既注重本土化经验与文化特质，又重视知识的普遍性与共同性，提出具有广泛解释力与适用性的核心概念，形成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的概念体系。
因此，文化自信是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本土性创新的精神内核与不竭动力。必须在牢牢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练中国实践经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建立起一套体现中华文化与智慧、反映中国经验与精神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国家安全自主知识体系的本土性创新。
三、过程优化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
话语影响着人们观察世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一种话语一旦为人所接受，便能使思想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因此话语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把握住“为谁说、由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的主线，就是把握住话语体系构建的主体性、自主性、普遍性和创新性，丰富、科学的话语内涵是话语体系的基础与核心，“说什么”是其必须首先回答和厘清的重要问题。在对理论体系创新的反思之后，接下来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如何依托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构建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之有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其科学性、引导力和穿透力，提高其在国际场域中的接受度与认同度。
（一）构建高质量的话语供给体系
话语的生成是话语体系构建的起点，高质量的国家安全话语供给对于提升话语传播能力和增强话语效果具有基础性作用。高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生成要构筑高质量的思想基础、提升科学性水平、深刻反映现实需求。
1. 构筑高质量的国家安全思想基础
构筑高质量的国家安全思想基础要拓宽话语的思想广度，着重提升话语的思想深度。高质量的话语供给体系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跳出西方话语的思想范畴，重新发现和运用西方以外的话语资源：既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挖掘话语思想基础，又要从古代的非西方世界中寻求话语思想基础，还要善于凝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思想基础。一是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精髓。在生成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时，我们需要把握辩证法思想的三个方面：第一是矛盾的普遍性，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国家安全领域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第二是矛盾的特殊性，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安全矛盾问题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解决；第三是矛盾的转化，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事物的发展和变化，国家安全领域内的矛盾也会发生转化。
二是吸收20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科学成果。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需要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表达，其中涉及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科学领域的进展。相对论提出了相对性原理，揭示了时间、空间和物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量子力学则说明了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不可预测性。这些科学理论的进展，为我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的生成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是从中国古代辩证思想中汲取话语创新的营养。辩证统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重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强调矛盾统一的世界观。道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典型代表，其“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等论述对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发展有着典型的借鉴意义，可以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供给更具有内在逻辑和思想深度。
四是从相对主义思想中发展出的相对安全话语。西方哲学中的相对主义思想强调的是相对性和多元性，这种思想在20世纪后半叶被广泛应用于科学哲学领域，提出了相对主义的科学观。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中，也可以通过相对主义的思想来表达安全观的多元性和相对性，使话语更加客观、真实、全面。
2. 提升国家安全话语科学性水平
话语的科学性是构建高质量国家安全话语供给体系的重要途径，科学的国家安全话语要满足客观性、逻辑性、系统性要求。客观性方面，在话语竞争激烈的当前，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绝不能自说自话，而必须客观面对国家安全面临的根本问题，正确地反映国家安全的本质和客观规律。逻辑性方面，高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生成要遵循逻辑学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三条基本定律，其具体命题和结论能够在逻辑上加以推演和证明，保持逻辑的严密性。系统性方面，高质量的国家安全话语供给要注重把握体系的整体性，坚持顶层设计，注重统筹协调和系统的开放性作用，凝练出更具有普适性和包容性的国家安全话语。
直观来看，在解读中国国家安全实践、构建中国国家安全理论上，中国的发言权理应是最大的；但在实践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影响力有限，呈现出缺乏标识性概念标签、理论对话途径狭窄、受众群体过于单一化等困境。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进行学术性理论对话、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学术范式，引导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国家安全实践和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思想展开研究和讨论。
3. 依据实践需求创建高质量话语
高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生成要回应国家安全实践需求、回应人民呼声、回应世界期待。首先，实践是话语创新的基础。高质量国家安全话语供给要全面地反映我国国家安全的实践，在实践中生成话语。其次，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人民是维护国家安全最广泛和最基础的力量，高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生成要回应人民呼声，深刻体现人民的国家安全意志。最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南南合作等具体实践扎实推进，为世界安全理念做出了重要贡献，世界期待中国对于国家安全的声音。高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既要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又要满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求，产出有利于全球安全合作和安全治理的话语。
4. 依托核心话语生成高质量国家安全话语供给体系
高质量国家安全话语要以相对安全为话语内核，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话语为支撑。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的根本差异在于其不寻求对立，不将自身的安全建立在他者安全损害的基础之上，进而消除个体间因相互敌对产生的安全困境。相对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体系的话语内核，应该紧紧围绕相对安全的理念扩大话语的保护带，不断构建起系统化、立体化的话语供给体系。
一是要坚持相对安全理念。相对安全理念强调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旨在增进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利益。作为一种新型安全观念，相对安全反映了当今世界国家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现实。应当以相对安全为内核进行话语创新，扩大国家安全话语的范畴。
二是构建起深刻反映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支撑的话语体系。共同安全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强调安全的普遍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综合安全强调要通盘考虑安全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状况，协调推进安全治理；合作安全的核心是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实现求同化异、和睦相处；可持续要求不能短视地寻求暂时的安全，而必须注重环境、资源、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在大历史视角下审视安全的可持续性。一语以蔽之，高质量国家安全话语供给体系的构建要深入拓展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价值理念，突出平等包容、综合协调、合作求同的特性。
（二）提高多维度的话语传播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提升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对外话语传播能力，需从充分发挥话语主体的传播能力、构建科学高效的对外话语传播平台以及优化话语传播方式等多个维度入手，全面提高国家安全话语传播能力。
1.充分发挥国家安全话语主体的传播能力
一是要拓展国家安全话语传播的主体范围。传播主体的多元化是提升话语传播能力的关键路径。国家安全话语传播主体不应局限于官方层面，而是要构建全方位的话语传播网络，实现政治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的协同效应。我国驻外使馆、海外华侨、留学生、跨国公司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学者等均为重要的传播主体，应当积极鼓励相关主体参与中国国家安全叙事，拓展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的传播主体范围。
二是要培养高素质国家安全话语传播人才。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传播者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国家安全话语传播工作者要坚定“四个自信”，对于根植于自身历史与文化的国家安全道路保持高度的自觉意识；同时也要广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唱响“中国声音”。这就要求国家安全话语的传播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宽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开放进取的学术心态和良好的合作能力，更要有使命感和献身精神。
2.构建科学高效的国家安全对外话语传播平台
一是建立多渠道、立体化的传播平台，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官方媒体、学界智库等。在政府层面，外交部、外贸大省、对外友好协会等重要涉外机构要加大国家安全话语的对外宣传；在媒体层面，除了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官方媒体外，地方官方媒体和自媒体也应当合理增加国家安全话语的传播；学界智库则要通过国际会议等形式积极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研究，打造出具有一般意义的学术理论并走向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在平等对话中显示自身话语体系的解释力和影响力，进而逐渐掌握话语主动权。
二是要有效提升传播平台的传播效能。当前，以数字媒体和网络社交平台为载体的新型传播平台正逐渐取代传统传播平台的地位。新型传播平台将传播节点的功能赋予每个个体，从而分散和解构了传统的话语中心。积极发挥新型传播平台的积极作用，对于国际话语引导力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这要求我们积极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传播经验，积极支持多语言传播平台的建设，把握国际事件议程设置的关键时期，努力打造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传媒矩阵。在此基础上，要主动参与引导国际舆论，积极占据国际话语权的高地，削弱西方的话语霸权，实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科学高效传播。
3. 优化国家安全话语传播方式
一是要重视话语的针对性与差异化。鉴于不同国家及社会群体间受众存在显著差异，在话语传播过程中，有必要对受众的背景知识、文化传统及认知基础展开深入研究，从而增强话语传播的针对性、实现精确传播。一方面，对不同国家的受众应传播差异化的国家安全话语。对于美欧国家，应主要针对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话语的歪曲误解进行回应；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受众，则应更多地阐释中国国家安全话语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安全理念的共性。另一方面，对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受众也要坚持针对性和差异化原则。对政府官员宜采用官方政策话语，明确表达政策和立场；对社会精英则应注重学理支撑；而对大众则应使用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传播方式，从而构建起符合受众习惯的话语传播方式。
二是要提升话语共情能力，增强外部认同感。提升话语的共情能力要充分了解世界上不同受众的理解与接受情况，尽量用外界愿意听、听得进、听得懂的语言传播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避免传播涉及特定宗教信仰、种族、民族、性别等内容的敏感冲突话题，积极传播符合共同安全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国家安全话语，努力提高话语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和穿透力，推动国家安全话语深入受众内心。
（三）增强深层次的话语受众效果
话语传播的过程是主体与客体互动的主体间性进程。话语要转化为影响力，首先需要被听闻、回应、认同和实践。要增强国家安全话语体系对受众的深层次影响，其次要全面深入地收集受众感受，积极有效地回应受众，以受众反馈提升话语作用效果，从而增强话语生命力和持久度。
1. 全面深入地收集受众感受
话语受众并不是被动地完全接受话语内容，而是会对话语进行有选择性地接受、理解和回应，受众感受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受认可程度的重要量度和提升话语深层次受众效果的起点。
一是建立长效化的受众感受收集机制。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受众感受收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目的是实现话语感受收集的规范化和常态化。对此，有必要建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和体制机制，定期对话语受众感受收集工作进行绩效评估和效果检查，及时调整优化收集方式，确保全面深入地收集受众感受。此外，还可以建立话语受众感受收集数据库，集中存储和分析各种类型的受众反馈，并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高效率处理数据，从而更好地了解受众话语需求。
二是建立高效的受众感受收集平台。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体系受众感受的收集平台建设应积极整合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前沿技术成果，提升话语信息的智能化采集能力。在平台建设过程中，应当考虑受众使用的多样性，引入多元化的反馈渠道。平台界面设计应贴合受众习惯与心理，提高反馈的精确度和操作便捷性，进而有助于收集更多精确、全面、有价值的受众反馈信息。
三是培养高水平的受众感受收集反馈人才。高水平的话语受众感受收集人才既要有熟练掌握传播学、控制论、心理学等相关理论，更要有丰富的受众体验和感受收集经验和技能；同时，他们还应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和社交沟通能力以适应跨文化交流的需求；此外，高水平国家安全话语研究型人才还需要了解并熟练使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5G等现代技术工具，提高国家安全话语的智能化采集水平和数据分析能力。
2. 积极有效地回应受众
从增进正面作用层面看，积极有效地回应受众可以发挥消解偏见、增加话语主客体之间互信的正面作用。回应应当合理把握受众的价值理念和情感诉求，实现受众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事实—价值—情感”的三重理解、信任和支持。从降低负面损害作用层面看，积极有效地回应受众可以减少国际社会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误解、困惑或偏见，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向受众展现真实全面的中国国家安全理念，有力反驳和回击针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扭曲和抹黑行为。
此外，加强受众回应的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受众回应的研究重点包括深入分析受众回应的深层原理，进一步研究话语理解、信任、支持、践行等的作用机理，探究出具备较强学理性和实践性的话语受众回应路径等。通过相关学术研究，可以更科学地了解受众的心理反应和行为模式，为话语主体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回应策略提供依据，进一步提升话语主体的回应能力。
3. 以受众反馈提升话语作用效果
根据控制论原理，控制系统内部存在大量的反馈调节机制。遵循控制论原理，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设定值和受众实际效果测定值的差距需要受众反馈来进行调节。
一是以受众反馈提升话语作用广度。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体系要有效吸收受众科学合理的反馈，合理满足受众的诉求，在回应受众的基础上推动建立认同和信任，进而形成良性循环，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传播给更广泛的人群，提升话语受众作用广度。二是以受众反馈提升话语作用力度。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体系构建要积极采纳受众的建议和意见，切实增加受众的认同感和支持度，推动受众及其政府和社会接纳包容性的安全理念。三是以受众反馈提升话语效率。话语效率是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总体国家安全观话语体系构建要认真对待受众感受，增加受众易于接受和理解的优质话语，提升话语传播效率。
四、结语：整体推进理论体系与对外话语体系的协同增效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与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一方面，两者各有侧重，理论体系构建注重思想创新，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则强调过程优化。另一方面，二者在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即共同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身的深入发展和广泛传播。其中，理论体系构建聚焦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本质认知，旨在不断丰富完善其理论内涵；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则着眼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效能，致力于拓展延伸其影响范围。基于此，必须统筹规划、协调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与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工作，实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推动理论体系与对外话语体系的整体性发展。
其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发展要为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在话语生成端，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发展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思想基础的同时，广泛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兴科学技术成果，阐释和论证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新趋势，推动构建高质量的话语供给体系。在话语传播端，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发展要坚持系统性科学思维，进一步研究对外话语传播的系统作用机制和底层逻辑，探究话语主体、平台和方式的增效作用模式，加强多维度的话语传播能力建设。在话语接收端，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的发展要研究受众认同和反馈效果的原理机制，为增强深层次的话语受众效果提供学理依据。
其二，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提升要为理论体系的发展拓展作用空间。一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提升可以丰富理论发展的素材来源。实践发展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基础，在话语生成、传播和接收这三个不同阶段，要根据实践深入挖掘理论发展的需求方向，拓宽理论持续发展的素材来源。二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外话语体系的提升要扩大理论体系的适用范畴，在话语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合理地传递和体现理论体系的内容，将理论体系灵活运用于实践过程中。
其三，整体性提升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与对外话语体系效用。一是打通思想创新与过程优化的协同渠道，理论体系的构建要充分吸收过程优化的核心作用机制，提升理论体系构建的效率和水平；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要立足于思想创新的高度，增强话语体系作用的广度和深度。二是建立理论体系与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之间的双向反馈机制，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需借助理论体系的提升作为反馈，以确保对外话语体系的质量；反之，理论体系的构建亦需通过对外话语体系的发展的反馈，以进一步提高理论体系的水平，从而实现两者的整体协同发展。
统而论之，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与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对外话语体系的构建要坚持多方位、全领域、大视野的协同增效。既要重视学理性的理论体系，把握思想创新的多个维度，夯实理论思想的厚重根基；也要立足于实践性的话语体系，以过程优化路径构建高质量对外话语体系，强化话语传播的实践效能。只有实现理论思想与话语构建的整体协同发展，才能形成学科发展与时代变革相呼应、理论创新与话语传播相嵌合、中国实践与全球命运相共生的局面，推动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经验与智慧走向世界。
囿于篇幅，公号舍去注释和参考文献，完整版本详见《社会治理》202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