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四大全球倡议的提出丰富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如何实现理念传播和行动落地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本质上是主体的双重范式革新，即以主体平等和主体间互动破解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带来的结构性不平等困境。借鉴创新扩散理论建立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模式的分析框架，以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为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遵循“内部经验积累—战略需求驱动—理念传播—实践调试”的扩散进程。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有效扩散，一方面在于坚守治理主体性，即通过双边差异化合作、多边平台聚力、全球治理机制嵌入的多层次布局，实现全球治理的共建共享；另一方面在于立足治理主体间性，即从理念宣介普及、务实合作落地、治理机制革新、国际情感维系等方面发挥关系性协调作用。面向未来，应从深化伙伴关系协作性、强化治理建设体系性、把握议程设置主导性、提升合作互补性以及成果转化规范性等维度促进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扩散实践。
作者简介：马程，女，博士，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行动框架，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四大全球倡议中，全球发展倡议以“六个坚持”为核心理念，以普遍繁荣作为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全球安全倡议着眼安全困境，以共同安全构筑全球安全的治理屏障；全球文明倡议致力于促进交流互鉴，以多元和谐弥合认知分歧；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锚定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致力于应对现行国际机制存在的代表性不足、权威性侵蚀和有效性亟待提升等全球治理问题。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对西方全球治理方案的超越在于主体的双重范式革新。具体而言，全球治理中国方案通过加强治理的主体性和主体间互动来推动全球治理，以破解治理主体之间关系不平等的关系格局作为重要突破口。在治理主体性建设上，中国方案致力于打破西方国家的治理主导权与主体地位。一是增进主体平等性，夯实非西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二是倡导以人为本，拓宽治理的民意基础和多元参与维度；三是发挥引领作用，分享中国治理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提供有益借鉴和行动示范。在治理主体间互动上中国方案以多边主义塑造国家间治理互动模式。一是坚持权责共担，明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履责，凝聚共同治理共识；二是聚焦能力建设，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意愿；三是深化多边协同，在多边框架下统筹各国治理利益和治理方案，提升现有机制运行效能。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核心内涵、时代价值、理论构建、重要意义、现代化逻辑、作为标识性概念的缘由，需进一步推动研究视域延伸至实践路径的落地探索。因此，本文借鉴创新扩散理论搭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的分析框架，将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落实视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持续强化主体性的过程，追求主权平等、以人为本及力求实效等；呈现中国与其他治理主体的主体间关系，在互动中推进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理念传播与落地实践。
一、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的“试点—推广”进程模式
创新扩散理论主要研究“新事物在社会系统成员之间传播和采纳的过程”。这一理论通过进程性社会建构使研究视野涵盖新理念的传播和以理念为内核的制度性实践，对社会系统中抽象事物的扩散过程和结果具有较强解释力。目前该理论已广泛应用于传播学、社会学、情报学、政治学及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为构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分析框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是指全球层面中国治理理念、规范、制度、政策与实践跨越国家边界，在多元行为体间传播、采纳与内化的动态过程。国内治理研究已运用创新扩散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并总结出中国治理扩散的“试点—推广”进程模式，即中国在治理实践中治理主体常围绕分歧与矛盾进行协调性互动，在政策制定后常采用先局部试点积累经验后再复制推广的渐进扩散模式，在进程中逐步调试治理理念和具体落实方式。局部试点可深化对治理理念的认识，避免盲目推广产生决策失误；在调试完善中建立对政策的合法性认可，丰富治理经验；复制推广则依赖组织化扩散，保障实践的效率和效果。
“试点—推广”进程模式为剖析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奠定学理基础。立足中国本土治理实践和“试点—推广”渐进改革逻辑，将中国治理经验与运行机制向外拓展运用，突破了西方以学习、竞争、模仿以及强制等扩散形式或以横向、纵向等扩散方向为尺度构建的扩散模式。与此同时，应注意国内治理经验与全球治理实践的差异性，如国内政策扩散主体通常为单一行政主体，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而全球治理扩散的主体为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企业等多元国际行为主体；国内政策扩散存在行政强制、层级约束的客观扩散环境，国际层面的政策扩散缺乏超国家约束力，因而扩散动力主要在于理念认同、利益契合和关系协调。
（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分析框架的构建原则
依托“试点—推广”渐进式治理扩散进程模式，可将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落地传播与实践演进视作随时间推进而持续迭代的动态过程。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分析框架的构建需要注意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分析框架应注重中国治理模式的内外统筹。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诸多重要理念都可以从我国既有国家治理实践中找到思想依据和实践经验。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理念与国内治理实践经验的积累一脉相承，不能忽视中国的国内治理实践和既有外交实践。与此同时，中国治理场域由国内延伸至全球，这一转变不仅关乎中国治理经验的域外适配性，而且涉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驱动力。我国参与全球治理需清晰梳理自身核心治理诉求，向国际社会阐明依托中国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价值。
二是分析框架应注重中国全球治理实践的延续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全球治理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外交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进大国关系协调合作、深化周边关系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格局是当前中国方案扩散的主体互动平台，为中国理念扩散奠定了主体地位平等和主体间差序互动的客观框架。依托这一分析框架，既可整体把握中国治理理念跨国扩散的总体进程，也能够基于不同双边、多边关系的差异性，阐释治理方案的差异化扩散路径与实践效果。
三是分析框架要涵盖治理扩散从理念传播到政策实践的扩散转化。治理方案扩散的过程主要有“理念传播和采纳使用”两部分内容。理念传播是方案由主体提出、宣示的单向过程，采纳使用是方案在传播后被接收并认同、支持和实施的双向、多向互动过程。理念传播和政策实践是有实践基础的，包括中国已在国内积累的治理经验和中国在国际上已有的全球治理经验，需要将国内经验放到国际社会更大空间上接受新问题、新环境的扩散调试，以此完成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新自我定位，将参与经验向引领经验过渡。理念传播和政策实践是协同并进的，因而既要精准提炼并有效传播核心治理理念，也要以代表性实践成果提供坚实佐证。
四是分析框架在扩散效能上要兼顾国际治理现实和国家间政策差异。全球治理方案的扩散是从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拓展到国际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横向转移到其他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过程，其难点在于政策的适应性。具体而言，政策由扩散主体提出时更多是基于主体自身的利益、立场和经验，而在采纳使用上要考虑到扩散对象的差异性。对此，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在对外扩散上要兼顾国际社会的治理客观现实，考量是否具备理念传播和倡议实践相应的实施条件。实践上则需要基于现有常用的政策扩散模式完成理念传播和实践转化，同时针对与中国治理理念不适用的做法采取革新的方式完成理念融合和实践调试。
综上，基于中国全球治理实践，借鉴国内“试点—推广”的本土化扩散模式，应构建“内部经验积累—战略需求驱动—理念传播—实践调试”的进程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是中国治理理念与实践向外拓展的新阶段，具体包括治理理念传播、国家间治理行动开展、治理行动以国际机制或国内机制确认的过程，以此实现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在全球治理中时空延续、实践迭代和制度巩固的影响转变。
二、案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理念扩散
为深入理解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的“试点—推广”进程模式，以中国在粮食安全领域参与全球治理的既有实践为例，解析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扩散逻辑与实践特征。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近年来中国以中国方案参与全球治理的典型领域，其治理过程经历了内需驱动到理念传播再到实践融入的扩散步骤。
（一）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基本历程
一是争取自给自足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重视粮食自给自足。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和实现重工业原始积累，党和国家注重通过提高粮食生产和加强粮食储备贸易的方式提高和保障粮食自给水平和能力。1996年《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明确将“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定为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粮食自给率成为衡量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粮食生产条件、种植技术、国土资源保护、粮食市场调控以及体制改革都围绕粮食自我供给展开。
二是加强国际合作阶段。进入21世纪，中国利用国际市场提升粮食安全能力。随着中国粮食需求不断提升，依托粮食自给实现供需平衡的目标难以达成，党和国家寻求统筹国内和国际市场保障粮食安全。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农产品检测结果国际互认、支持农产品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注册品牌”。这一阶段强调利用境外农业资源提升中国农企国际竞争力，加强中国利用国际市场的能力建设。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利用不限于通过粮食进出口来调控国家粮食总量，而是以国际市场延伸我国粮食产业链，保障粮食进口的稳定和质量，并以国际竞争带动我国国内粮食技术和品牌能力提升。
三是深入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断深化利用国际国内粮食市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并强调“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国内，从粮食生产成本考量，适当的粮食进口能够提升比较效益，便于推进新理念、新模式和新业态，促进农业现代化，提质粮食安全保障方式；在国际，中国认识到当前全球粮食安全格局处于深度重构期，中国要发挥大国责任，稳定国际粮食供应链，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
（二）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经验积累
在三个阶段治理实践的持续推进下，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并积累大量实践经验，核心经验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国家在粮食安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坚持国家在提升粮食可获得性和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党和国家将粮食作为重要战略资源，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基于国内粮食供给需求，宏观统筹粮食的生产、储备和贸易等工作；鼓励涉农企业走出去，通过国内补贴政策和建立国际政策协商机制的方式加强对涉农企业的战略引导和平台保障。二是重视农业技术创新，掌握和推动农业新品种和关键技术的发展，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在坚持自给和耕地有限的矛盾下，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在科技。2025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64%，农业科技创新整体迈进世界第一方阵，这背后是中国多年在粮食育种、精准播种、科学施肥以及节水灌溉等多项技术集成的结果。三是致力于促进粮食可持续发展，促进粮食生产与生态保护、市场运行与政策调控等协调发展。粮食供需平衡是多方面因素影响的结果，既要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也要保护生态环境；既要遵循客观粮食市场规律，也要加强国家政策调控。党和国家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健全粮食供应全过程的标准机制等综合手段消除粮食安全阻力因素，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协调生态保护、社会公平等问题，避免因粮食安全衍生其他社会、经济和自然问题。
（三）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扩散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验和理念随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推广向国际社会，沿着“一带一路”实践平台、中国伙伴关系网络逐步扩散，遵循从“局部试点—总结提升—全面倡导”的发展路径，促进中国方案被认可和实践。
其一，在局部试点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实践平台，中国不断调试和完善治理方案。中国调动了国内广大粮油企业、粮食行业组织参与国际粮食安全合作，深化内外联动，推动对外开放。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包括：培育国内农业开放先行试验区，加强贸易港口、通道建设，加强中国对外农业资源、品种、信息、技术交流；共建粮食安全示范项目，加强中国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创建“一带一路”粮食安全配套技术体系，扩大对共建国家的农业基础设施、物流设施的投资，强化当地产业链上下游配套。这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一带一路”共建区域的粮食资源，稳固了粮食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格局。在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受地缘冲突、保护主义和极端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实践中陆续出现国家间法规差异、市场配额管理政策协调不畅、合作缺乏信息同步等问题，中国同共建国家逐渐认识到加强机制性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中国与共建国家积极打造粮食安全合作的争议解决平台，构建与“一带一路”国家粮食安全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配套的政策法规体系。
其二，在总结提升阶段，中国总结试点经验形成全局性的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方案和倡议。2017年，中国发布《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推动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和境内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建设；2019年，《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提到，中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同时，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饥饿问题”；2021年，全球发展倡议将粮食安全作为重点合作领域，提出“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构建公平合理、持续稳定的农业贸易秩序，完善国际粮农治理，维护全球粮食安全”。
其三，在全面治理实践阶段，中国依托伙伴关系网络继续推动中国治理理念的传播和践行。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中国方案得到中国伙伴国的广泛认可和响应，“重点推进粮食安全等领域合作”“维护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等成为重点合作方向。通过农业经验和治国理政经验的积累，中国将保障粮食安全的理念和经验向伙伴国传递，尊重国家间、区域间问题的差异性，鼓励探索和生成符合本地实际的粮食治理路径。
（四）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扩散特点
纵观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经验与合作范式的对外扩散历程，其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具备内外统筹联动、由浅入深推进、注重实操落地三大核心特点。一是中国在维护粮食安全上统筹本国安全和世界安全。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与本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内在需求密切相关，将中国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格局从立足本国向全球粮食治理体系拓展。与此同时，中国将本国治理经验融入双边和多边机制改革和合作事务，提升中国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是中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扩散遵循从信任到合作的路径。中国在参与粮食安全治理时尊重主权平等，以平等关系开展合作治理，遵循从建立信任到深化合作的路径，循序渐进拓展治理的深度和广度，并根据不同国家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三是中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扩散始终突出务实风格。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始终强调坚持行动导向，治理关键在于解决实际问题。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开展“粮食安全共同行动”有明确的落实清单，如“同阿方共建5个现代农业联合实验室，开展50个农业技术合作示范项目，向阿方派遣500名农业技术专家”。双方以切实的指标和明确的行动计划推进粮食合作，保障粮食安全治理的质量和深度。
综上，从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扩散案例可以发现，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有坚实基础：中国已经通过本国实践积累治理经验和理念，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扩散奠定理念基础；通过“一带一路”、伙伴关系实践积累国际治理经验，形成局部实践、治理调试和完善拓展的互动路径，奠定了实践基础；通过中国方案理念落地，初步形成务实风格，为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进一步扩散奠定了基础。
三、理论阐释：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的深层机理
依托“试点—推广”的进程模式，结合全球治理主体范式的核心特征，可进一步厘清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的深层内在机理。在中国将理念和经验从国内向国际扩散的过程中面临客观现实约束：西方国家作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力量，依托各类国际组织与国际法搭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治理规则体系，这套体系存在公平性不足、治理效能偏弱等短板，但已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扩散需要争取更多国家的接纳认同与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对此，中国的做法是坚持主体性立场，从双边、多边和全球层面发挥主体功能，根据实际选择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扩散路径；尊重主体性互动逻辑，依托伙伴关系网络，在深化和巩固国家间合作关系中传播和践行中国治理方案。
（一）基于主体性的全球治理扩散布局
主体性强调的是确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明确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身份和利益差异。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中的主体性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倡导者，在尊重国家意愿和国家间平等的同时，中国自己是把握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格局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主体存在差异性，要尊重不同主体在全球治理具体事务中的参与意愿和能力的差异，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理合作方案。中国在践行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上的布局上呈现平行扩散和自下而上扩散相结合的特征：平行扩散是指中国面向国际社会国家行为体进行点对点的国家间扩散，包括双边和多边；自下而上扩散是指中国依托国际组织、多边平台，将中国治理方案融入国际事务、成为国际规范，进而向其他国家扩散，从而形成宏观把控、中观灵活以及微观务实的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伙伴关系网络将是中国在治理扩散中的重要抓手，有助于以双边、多边伙伴关系合作引领全球安全治理方向，提升对现有关键问题的应对成效。其一，在双边层面，采取有差别的合作策略同世界各国共同肩负全球治理的责任。双边伙伴关系是全球治理倡议等中国方案宣介和实践的基本面，中国在与伙伴国互动中都会向对方共享最新中国理念和经验。自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来，中国已同阿塞拜疆、越南、加拿大、莱索托、坦桑尼亚、塞舌尔等多个伙伴国宣介全球治理倡议，也得到伙伴国的认可和支持。同时，责任共担是提升全球治理效能的关键，针对不同情形同伙伴国要有区分地担责。同大国合作，需要突出治理引领和方案协调，增进大国责任意识。如中国和英国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强调“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不仅抓住伙伴国双边交流的机会完成治理理念的宣介，而且定位于全球性大国关系。同发展中国家则强调争取“共同利益和发展权利”。如中国同巴基斯坦交往中，中国强调“同意深化协调配合，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与此同时，基于伙伴关系网络的差序性，让治理合作同时但不同步，既凝聚力量又尊重各自意愿与能力。
其二，在多边层面，以务实合作助力治理改革取得实效。全球治理立足全球视野，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的核心支撑在多边伙伴关系。中国将伙伴关系汇聚到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非正式的多边平台，赋予全球安全治理新的多边层面治理媒介，以注重项目落地的务实导向作风促进全球安全治理在实践中探索问题解决之道，有效规避了为遵守国际机制而丧失国家自主性和依赖国际机制而困于程序等弊端。在全球治理倡议扩散中，非盟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国方案，中非合作论坛也成为中国同非洲国家践行治理理念的平台。上海合作组织更是中国践行治理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平台：一方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资源丰富、市场庞大、内生动力足，平台本身已经汇聚了能够影响世界治理格局的力量；另一方面，上海合作组织能够以集体的力量同联合国、东盟、欧亚经济联盟、亚信等多边机制扩大合作，发挥多边平台协作功能，进一步扩大多边力量。中国不仅与上海合作组织主要成员国建立高水平伙伴关系、双边命运共同体，而且已经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形成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以坚实信任基础和长期务实合作使多边平台成为推进治理改革的中坚力量。
其三，在全球层面，依托伙伴关系支持增进治理的机制性渗透。从四大全球倡议看，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搭建的全球性治理架构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保障，致力于增强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的执行力和有效性。在方案扩散上，需要面对来自既有美西方主导的霸权稳定治理体系的阻力，完成霸权稳定治理体系与新兴国家群体治理之间的权力扩散，促进治理格局从单极向多极的系统性异质化。在实践上，要相应提升全球南方代表性，全球治理中国方案需要得到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认可，并以群体性力量填补既有治理秩序的权力真空，在重塑国际法治权威性和顺应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中完成治理体系的权力转换。对此，伙伴关系在促进中国理念对全球国际机制改革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综上，中国依托伙伴关系网络开展双边、多边和全球层面的治理合作，双边合作关照国家间治理关切，多边合作凸显平台务实行动，全球层面依托伙伴关系支持扩大中国方案的扩散和机制性传播，由此形成伙伴关系网络下“以点带面、层层递进”的合作布局。
（二）基于主体间性的全球治理关系维护
主体间性是指主体间的交互关系，强调主体间能够达成相互理解、交流互动的特性。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推进、区域治理架构的建立以及国际合作的达成并非易事，其背后是中国同伙伴国围绕利益契合、理念认同而达成关系协调的过程。具体来看，当前中国主要通过四个方面的实践内容发挥关系协调作用。
一是宣介中国治理理念，贡献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的一大症结在于各方无法形成协同共识，而分歧的根源是治理理念难以统一。中国通过搭建广泛伙伴关系，持续增进国家互信，以此破解共识缺失难题。中国提出的各类全球治理方案，其价值理念与实践路径多依托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进行对外阐释与落地推进，借助多层次伙伴合作渠道广泛汇聚各方参与全球治理的合力。中国同各伙伴国家的理念与经验交流并非单向输出式的实践支持，伙伴国会主动关注中方各类合作倡议与治理主张，并同我方开展深入务实、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磋商。这一互动特征表明，伙伴关系在理念传播层面具备双向互动、互学互鉴、动态调适的复合功能。
二是开展国际治理合作项目，在合作中践行治理理念。中国与伙伴国开展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为各国积累治理资源、协同治理行动奠定基础。如近年来依托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同俄罗斯、巴基斯坦、泰国等伙伴定期组织各类联合演训，锤炼多方协同处置安全危机的实战能力，携手应对恐怖主义、海上风险等多重安全挑战，为区域安全治理提供务实支撑。在生物安全领域，中国同伙伴国加强防疫措施协调，通过疫苗供给、医疗资源共享、全球卫生机制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三是促进现有国际治理机制革新，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项目合作促进了中国与伙伴国之间的物质交流，机制建设则促进了中国影响力通过规范输出的方式传播，相互塑造了中国与伙伴国的沟通方式、分歧处理方式以及应对西方霸权的方式。在机制建设上，中国始终强调要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根本遵循，维护联合国在安全事务中的中心协调作用。一方面，中国在多边和双边上积极探索治理机制建设，积极构建高层次领导对话、执法机制、合作磋商机制等，旨在以机制形式巩固关系性成果，并以双边机制对接多边机制，形成现有国际机制革新的燎原之势；另一方面，中国注重国际和国内机制协同。比如，《国际军事合作工作条例》为开展国际军事合作深化顶层设计。
四是加强和维系伙伴情感，调动伙伴合作意愿。中国在发展伙伴关系上一直注重情感融入，常以好兄弟、好邻居、好伙伴等称呼来加强情感色彩，从地理近缘、历史亲缘和利益共缘等方面深化国家间官方和民众的理解与融合。在全球治理推进进程中，中国也注重标定治理的关系定位，“大国治理”“全球南方治理”“周边国家治理”成为层次性治理体系的重要标识。与此同时，伙伴框架下的情感维系实现了双边身份互认，为治理理念传播注入情感驱动力。情感互动持续筑牢合作底线、提升合作层次，充分激发伙伴国的合作主动性。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治理协作，打破了西方同盟体系垄断的传统话语范式。我国与各方友好伙伴秉持独立自主、主权平等原则，走出一条友好协商、互助共进的治理协作新路。
四、反思提升：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扩散的优化路径
随着四大全球倡议陆续提出，中国携手国际社会为世界提供稳定与发展保障的探索持续推进，但推进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需要持续应对的挑战。在国际层面，中国依托相对松散的伙伴关系持续汇聚治理力量，如何能够在互动中提升伙伴国治理能力，审慎避免引起他国介入而出现摩擦；在区域层面，多边治理如何成为治理体系的务实驱动力量；在全球治理格局下，依托伙伴关系构建的新型治理体系，如何与美西方主导的霸权式治理机制实现协调共存、良性互动。这些问题仍需要我们从治理定位、治理合作和治理管理等方面深入探索。
（一）深化定位：凸显伙伴关系的协作性
伙伴关系能够依托多元合作持续释放治理成效，但其机制化程度偏弱的特征也构成现实约束，面对高对抗性冲突场景时作用发挥受限。当前，面对外部环境的对抗性因素，既有的伙伴关系与治理理念尚需进一步磨合。为此，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既着眼于解决治理赤字，也致力于推动现有国际框架的革新完善。我们愿将处于安全风险中、治理能力薄弱的国家纳入伙伴关系轨道，赋予其平等的治理权利与参与空间，使其共同参与全球治理进程。通过完善治理体制机制不断挤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生存空间，削弱甚至化解问题的对抗性。唯有如此，方能有效管控分歧、化解风险，走出一条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共同发展之路。对此，要明确治理定位、保持战略定力，不因一时一事的局势变化而动摇；要加强沟通对接、完善机制协调，充分发挥伙伴关系的治理协作效能；以规范化制度巩固自身治理权益，切实传播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二）重视系统：强化治理建设的体系性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就多领域治理问题展开合作，从内容到程序都是较为庞大的工作，需要在战略上强化治理扩散的体系性设计。我们应坚持系统性思维，以地缘、治理领域为依托，或在双边、多边和全球层面有效设置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扩散单元，确保治理扩散的各系统都能独立服务于扩散目标，并彼此协调。中国是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倡导者，全球南方则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集体力量。中国伙伴关系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推进力量，具有显著的群体性带动效应。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治理方案。未来，这些方案将与现行治理体系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共同塑造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格局。对此，中国治理方案的扩散，既要促进伙伴关系网络内部各单元的结构优化与互动协同，也要积极宣介治理理念和具体方案。面对宣介融合中的阻力以及治理进程不一、诉求各异等现实挑战，应尊重各方治理意愿和实际能力，灵活调适具体实践，理顺系统功能、运行流程和机制规范，不断增强治理体系的独立性、综合性与韧性。
（三）明确角色：把握议程设置的主导性
中国积极向国际社会供给治理公共产品，这是参与全球治理、践行大国责任的重要体现。在此过程中，我们应主动争取主动权，强化在合作议程设置中的主导性和引领力，带动伙伴国家提升参与治理建设的意愿与能力。需要强调的是，强化议程设置的主导性，并非由中方单方面决定议程，而是由中国搭建平台、提供机制，让更多国家以及国际和地区组织在平等参与中发挥应有作用。这种主导性更多体现为方向引导、议题倡导和资源协调，而非控制或包办。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方案”或“中国贡献”，其本质不是要“操控”世界各地的治理问题，也不是输出特定模式，而是发挥大国的示范带头作用，遵循国际公平正义原则，支持存在安全风险和治理能力薄弱的国家和地区增强自主和平安全能力，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具体操作层面，强化合作议程设置的主导性，主要体现在治理建设的计划和进程上争取主动性与话语权，包括但不限于提出合作思路、内容、方法和时间表等系统方案，积极参与合作的资源配置和供给过程。同时，倡导和坚持“地区问题由本地区国家通过自身方式解决”的原则，推动形成地区治理的内生动力，减少外部强加和单边干预。
（四）增进互动：提升治理合作的互补性
如何调动伙伴合作的积极性、维持治理合作的稳固性，是长期困扰治理扩散的难题。从关系协调视角看，中国与伙伴国开展治理合作应着力增强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体现在治理资源流动、治理事务协作以及治理进程贡献等多维度的时空互补之中。治理扩散面临的现实挑战在于，各国因国家规模、资源禀赋不同，参与治理合作的意愿和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应在合作内容、合作形式等方面精准发力，依托伙伴关系网络全领域的合作宽度，拓展治理合作的深度；以灵活恰当的合作方式，增进彼此的治理信任与配合，在实践中不断强化治理竞争力。与此同时，伙伴国间开展的互补性治理合作本身也带有竞争性特征，即治理合作伙伴不仅与中国合作，也与其他国家保持治理合作。多国间的治理合作能够以较低成本实现治理效益，形成竞争性扩散态势。对此，中国应加强治理支点建设，优化治理资源的空间布局与配置结构。
（五）落实行动：增强成果转化的规范性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强调力求实效，核心在于将治理合作与治理贡献真正落实到具体成果上，以实际成效检验合作质量。对此，应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促进治理建设成果的稳固转化，确保各项合作举措落地见效。在实践进程上，应着力提升识别、减轻和管理各类风险的能力，加强对治理扩散全过程及其成果的动态评估，对合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及时预警、纠偏和调整，推动各层次伙伴关系基本达到治理预期，避免合作流于形式。在内容建设上，应及时发掘影响治理扩散的关键因素，结合伙伴国的治理意愿和实际条件动态调整合作内容，增强合作方案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持续激发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在发展路径上，应围绕提升协作水平这一主线，遵循从夯实信任到深化协调、再到高效合作的渐进路径，配套安排有助于增进信任、提升合作能力的辅助性合作内容，充分发挥伙伴关系在治理扩散中的桥梁和协调作用。此外，应注重统筹兼顾短期成果与长期目标，在推进治理合作中保持战略定力，注重积累信任和经验，使治理合作更加务实、更具韧性。
五、结语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扩散研究，是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持续推进的进程中，针对中国方案国际传播与实践落地开展的学理阐释。全球治理中国方案锚定全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方向，遵循“试点—推广”的渐进式扩散路径，通过双边差异化协作、多边平台聚力、全球机制渗透的多层次空间布局，以及理念宣介、务实合作、机制革新、情感维系的关系性协调路径，有效推动治理理念的认同深化与实践落地。推进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有效扩散，不在于追求短期全域覆盖或单向理念输出，而在于坚守治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双重范式革新，构建兼具共识凝聚力与实践适配性的扩散体系。以此消解理念与实践脱节问题，形成多元治理主体合力，进而推动全球治理运行逻辑从霸权主导的规则强制转向共商共建共享的关系协同，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代表性与话语权。在全球性挑战交织叠加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将持续在实践调适中以务实合作克服治理中的具体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持久支撑。
(本文载于《探索》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