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全新理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延伸，旨在解决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的治理行为体利益对抗、大国治理理念分歧、全球合作缺位和公共卫生产品供给不足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短板。依托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哲学意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根基，结合时代需求，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在理论视角与维度上创新，凝练出以人为本、客观公正、团结合作的时代价值。全球抗疫持续至今，中国不仅用实际行动阐释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还不断探索多种路径以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成为国际共识。历史的变革常常以理念和制度的创新为标志，在人类又一次站在如何保护自身卫生健康的新的十字路口的当下，坚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走向正确方向。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带来重创，在对人的生命健康产生危害的同时，也造成了全球经济衰退、社会运行“停摆”等严重问题。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能够引导解决哪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短板？具有哪些深刻内涵？中国作为这一理念的提出者，如何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未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将如何选择路径以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本文从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面临的困境入手，分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所蕴含的时代价值，梳理中国参与的全球抗疫活动，探讨未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实现保护人类生命健康这一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目标的路径选择。
一、战疫背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与疾病的抗争史。最早记录传染病的是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描述了雅典瘟疫症状、特征及其对地中海地区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人类对传染病了解的深入，防治传染病的方法也逐渐丰富。伴随国际秩序变化，行为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活动经历了从国内疾病救治到区域联合预防再到全球合作治理三个阶段：（1）14世纪欧洲鼠疫大流行将预防与隔离手段带入疫病防治。这一时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治理，各国仅依靠已有的医疗手段对患者进行救治，对疾病的预防也仅处于萌芽阶段。（2）19世纪，欧洲各国进入区域合作阶段，从建立制度、法律等入手，开启了对传染病防治的机制建构。国际联盟根据《国际联盟条约》第23条规定设立的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为后来的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世卫组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行为模式和专业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尽管有了巨大突破，但这一阶段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主要以欧洲国家为中心，发达国家仅为保护本国利益而非全人类共同利益而进行区域卫生方面的合作。（3）1948年4月7日，世卫组织成立，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世卫组织结束了全球卫生领域国际组织散乱存在的局面，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引导至一个统一平台上，使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有了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化和机制化。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经历了由国家到区域再到全球的治理维度变化，由救治到预防再到综合的治理方式变化，由疾病到卫生再到要素的治理内容变化，由国内习惯到双边合作再到全球治理的治理机制变化。这些变化深刻说明了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性和多边性。几个世纪的发展为今天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奠定了治理体系基础，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教训和困惑。笔者认为，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无法适应治理活动重要性、紧迫性、全球性和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造成了行为体利益对抗、大国治理理念分歧、全球合作缺位和公共卫生产品供给不足等现实困境。
（一）重要性与利益对抗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性可以从对生命健康的直接作用和对全球发展的间接影响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近年来，传染病疫情、环境污染、自然灾害、资源短缺等全球危机不断给人类生存带来挑战。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一直以来孜孜不倦地追求社会进步，也是为了实现自身更好的生存与发展。而公共卫生问题特别是疾病是从细胞、组织、器官、系统层面上直击人体，从而对人类生命和健康产生最直接、最根本的影响。其次，公共卫生问题的“余震”效应带来的社会危害也不容小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间接造成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群体安全损害。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性体现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而多种全球性问题交织加大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难度，其中，行为体利益对抗是一个重要因素。全球治理问题的核心，在于必须说服强国对抗自利。当前，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治理模式是以现代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基础而形成的，它主要区分了“公共的与私人的、国家的与非国家的、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区别”。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发展脉络看，在全球化蓬勃发展时期，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共同意识在公共卫生领域显著增强，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崛起、非国家行为体在治理活动中的重要性增加，部分西方国家未能摆脱“西方中心”观念，一方面冷漠对待“事不关己”的公共卫生问题，另一方面难以或不愿接受国际力量格局变化，这就导致国家利益与全球性整体利益的冲突难以调和、国家间利益竞争激烈，治理主体间行为难以对接，全球性治理合作貌合神离，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活动失序性凸显。西方国家为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和国土安全，对暂时远离本土的公共卫生问题很少给予关注。
（二）紧迫性与理念分歧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紧迫性体现在时间和内容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加剧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紧迫性。在内容层面，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包括疾病、环境、治理体系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当前都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对疾病的防治。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疾病同时出现，对医疗体系、科学研究都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对同一类疾病的系统性研究仍然不足。其次是对环境的治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同，致使潜在危险因素难以避免。最后是治理体系。一方面，世界发展不均衡，各国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参差不齐，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有别；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体多元化造成了制度重叠、责任推诿、多边组织资金来源不稳定等各种问题。这两种紧迫性交织加剧了疫情对人类的危害，也对各行为体的治理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根据各国对疫情防控和经济利益考量的不同，将国际社会治理方式归为三种类型：防疫优先型、防疫经济兼顾型、经济优先型（见表1），并将三种类型的疫情防控阶段性结果进行了比较（见表2）。
从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不同治理理念国家在抗疫过程中对人民生命健康的保护程度有差异，导致全球抗疫进程难以一致；只要疫情一处尚存，就会形成蔓延之势。
（三）全球性与合作缺位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全球性，可以从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性影响和全球性因素影响公共卫生治理这两个角度来把握。“人类是一个整体”这一意识突破了公共卫生问题仅仅是国内挑战的传统思维，将公共卫生问题引入到全球治理范畴。由公共卫生问题造成的局部经济发展危机也会因贸易往来在全球产生“蝴蝶效应”。根据詹姆斯·罗西瑙对全球治理的定义，“人类行为及其影响具有全球性特点，但是相关理解、舆论、协调和政策却因彼此的利益竞争和相互冲突局限于狭隘的区域”。作为一种反作用力，跨境的公共卫生治理活动受到越来越多诸如国家间关系、国际组织权威性等全球性社会因素的影响。这在本次疫情中突出表现为中美之间的竞争、世卫组织权威性不足、发达国家各自为政，由此造成了疫情持续蔓延、病毒变异频繁。疫情泛滥作为全球性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必然需要各行为体联合起来共同应对。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主导大国的衰落导致单边主义和自我保护主义盛行，发展中国家集团随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衍生出民族主义副产品，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导致各种反全球化、排外主义甚至极端主义甚嚣尘上，“逆全球化”潮流阻碍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
（四）安全化与公共产品供应不足
公共卫生治理面对的不仅是公共卫生安全问题，而且是政治领域安全问题。从生物安全角度来看，公共卫生问题以生物安全威胁为主要表现形式，大自然中微生物种类繁多，因其肉眼不可见性对人产生危害于无形之中。从政治范畴来看，公共卫生问题突破纯粹的医疗技术挑战进入政治领域，影响范围从人的安全到国家安全、区域安全甚至国际社会安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列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首先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习近平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在个体人的层面，生命健康权是人生存的最基本权利，维护生命健康权也是人享有生命安全的基础；在国家层面，安全与发展是一体之两翼、一驱之双轮的关系；在国际社会层面，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界限模糊，由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间竞争与合作博弈也影响了国际秩序的稳定性，对国际社会安全造成潜在威胁。有学者将安全定性为公共产品。公共卫生产品是指超越国家界限具有消费的非排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既包括物质属性的资金、实体产品，如疫苗等，也包括非物质形态产品，如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公共卫生产品供给的主要目的，是缓解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中低收入国家医疗卫生资源紧张以及卫生体系不健全的困境，从而实现人人公平享有健康。然而，近年来，西方大国发展出现疲势，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而中国致力于医疗对外援助和提供公共卫生产品，通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尽管如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供给能力有限，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仍需各国携手合作。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病原体随人员流动形成跨境传播；通过提供公共卫生产品来支持中低收入国家防范公共卫生安全威胁，是对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负责。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难题彼此交织、相互作用，国际社会难以达成共识并采取有效集体行动，这加剧了治理难度。当前，如何构建共同价值观，使各国超越意识形态、利益、制度的隔阂携手应对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成为促进全球合作的重要命题。
二、理论内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与时代价值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明显、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人文交流互动频繁、文化多样性极大丰富、社会信息化持续进步，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全球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思考，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疫情之下，他又把握全球发展变化，总结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经验，发出了“携手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吸收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哲学意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理论根基，在视角、维度和实现路径上加以创新，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思想基础
1.以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哲学根基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属性是社会人，而社会也是由人组成的联合体，因此人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分享和联系越多越接近自身的定义。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将人与社会的发展状态联系起来，认为人类生存分为三个阶段：基于血缘、宗教等相互依赖的不完全独立个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基于物质依赖性的片面自由个体，消灭了阶级差别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个体。这与“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三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其中，建立“真正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它旨在打破阶级、国家、民族的桎梏形成自由人的大联合从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伴随人类社会在时间维度上向前发展，同时在空间维度上横向扩展，有限的物理空间促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联系愈益紧密，人类整体性这一特点逐渐得到重视，形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的方法看待人与社会的关系，探索人与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形成其共同体思想，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来源。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正是立足于这一哲学根基，从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出发，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生命健康安全进行思考，旨在构建一种人人平等享有生命健康权、无差别得到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护，为实现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而开辟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新路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聚焦于人类生存的基础，即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而这正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探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石，也是人类能够生存于世的首要条件。在这一层面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在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类的生命本源保驾护航，这与实现“真正共同体”这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所表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高度一致、相辅相成的。
2.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理论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从全球化时代人类愈加深入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状态出发，聚焦时代发展趋势和人类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为解决全球问题并促进世界各国发展而提出的整体性思维和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推动形成人类整体性价值共识，跨越国家、民族、制度的差异，超越传统的冷战思维、霸权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形成以“类的哲学思维”理解的统一性共识。自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来，习近平多次阐述了其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包含“五个世界”：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个方面为全面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基本原则：第一，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方案，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需要全球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商量。第二，保护生命健康不受威胁是全人类的共同义务，同时，利用科技发展成果增加生命长度和提高生命质量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第三，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具有科学性强、地缘界限模糊的特点，必须依靠全球合作才能有效化解风险。第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打破东西划分、弥合制度差异、跨越文化壁垒，为推动全球各领域交流合作提供了新平台。第五，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生命健康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利于推动形成人与自然更加科学和可持续的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指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方向转变，覆盖了政治、安全、发展、文明和生态领域的全球治理新路径、新模式、新理论。它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构建多种形式、不同范围和专业领域的共同体模式来实现国际社会全方位、宽领域的合作共赢，为实现全人类大联合奠定基础。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卫生安全、生物安全、医疗资源公平分配为切入点，切实关怀作为“个体人”的生命健康，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相契合；同时，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落脚点是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这也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共同体”作为落脚点相呼应。“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保护生物安全、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就是保护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方向渐进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通过外在合作强化和内在制度激发“疫病无国界”的卫生健康共同体意识，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让国家界定并追求其利益的平等原则，最终实现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治理模式。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也吸收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精华，尊重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治理模式、不同影响因素、不同文化底蕴的各国在对抗疫情时的不同选择，着眼于不同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
（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继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哲学意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内核，结合新冠肺炎疫情中凸显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短板，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以创新性的理念视角、自身特征以及实现路径，形成了独特的共同体形式。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回应了疫情之下各国人民对全球化发展中出现的生存威胁的重视，也深化和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价值。
1.创新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首先表现在视角的创新。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从对人的生命健康的保护出发，体现了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共识体”意识，通过探索多种方式形成“合作体”，最终推动形成全领域、全方位地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安全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学者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解读为全人类普遍实践、普遍受益的针对卫生健康福祉而共同合作的有机整体。如果说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旨在实现全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宏大目标，那么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则聚焦于人作为生命体能否生存、如何有质量地生存这一人类存续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它弱化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的差异性，突出强调人的生命健康的“共性”。疫情的侵袭使人们更易从这一角度来思考“共同体”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其次表现在维度的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可分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三个层次，这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纵向发展提供了指导，即利益共同体是基础，责任共同体是必由之路，命运共同体是前两者的结合和升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具有实现健康平等、维护卫生安全、促进卫生发展、构建健康环境的内涵，其所具有的生命安全实体性和健康取向价值性进一步完善了“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的纵向结构。而在横向上，笔者认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可从风险共同体、合作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三个维度对人类生命健康进行立体式保护。针对引发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疫病，包含着预防、治疗、巩固三个应对阶段，在每一阶段人类都面临失败的风险，需要通力合作才能最终加以解决。风险的可控与否取决于合作的意愿和程度，而安全的实现则是合作各方追求的最终结果。横向的维度创新与纵向的进程指导相结合，使对人类卫生健康的保护以“共同体”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地得到实现。
最后表现在路径的创新。一直以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是资本主义逻辑主导的治理体系，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导致的行为体权利义务与交往规则的不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应对变化中的风险与挑战。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通过建立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支持世卫组织发挥在公共卫生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优先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等公共卫生产品、搭建专业人员的合作与交流平台等方式构建包容性公共卫生治理路径，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鸿沟”。
2.以人为本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为本包含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双重要义。为了人民是将对人的关怀和人类共同利益放在首位，从人权平等的角度对生命权和健康权予以尊重。二战以来，西方国家的人权观主导着国际人权事业，与发展中国家人权观形成了“中心—边缘”对立，而中国倡导的公平享有健康权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深化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权观。依靠人民是一个国家行稳致远的根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深刻反映了人民才是社会发展和历史书写的决定性力量。生存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生存的保障，维护生存权与发展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基于此，以人为本也必然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新冠疫苗合作国际论坛联合声明》的第一条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的重要性和基础性。“要彻底战胜疫情，必须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突出位置……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一个病患者，切实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这是习近平对以人为本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有力阐释。
3.客观公正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克己立人，众之所戴。客观公正包含了科学应对和公平合理的双重要义。公共卫生问题本质上是医学问题，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这一特点使公共卫生治理行为更具独立性。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指出：“人类终将战胜疫情，但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类来说不会是最后一次。……中国支持在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全面评估全球应对疫情工作，总结经验，弥补不足。这项工作需要科学专业态度，需要世卫组织主导，坚持客观公正原则。”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重心在防范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促进人类健康发展、保障人类医疗可及等“低政治”领域，立足科学层面有利于发挥世卫组织的专业化作用、有利于科学家合作推动专业发展、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公平合理则对应了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公共产品属性——科学无国界，科学成果应由人类共享。共享是全民共享、人人共享，不是少数人的共享。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旨在通过建立公平的医疗保障体系来打破“产能赤字”“分配赤字”“合作赤字”困局。“要秉持科学精神，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关键领导作用，推进国际联防联控，坚决打赢全球疫情阻击战，反对政治化、污名化。”“坚持公平合理，弥合‘免疫鸿沟’。……要摒弃‘疫苗民族主义’，解决好疫苗产能和分配问题，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这是习近平对构建客观公正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强烈呼吁。
4.团结合作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团结合作包含了命运与共和共同治理的双重要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昭示我们，人类荣辱与共、命运相连，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别国污名化是极不负责任的言行，同时完善全球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也势在必行，这就更加需要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了平等合作与和平发展的理念，坚持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坚持共建共享打造国际成果、坚持合作共赢实现国际发展、坚持交流互鉴增进国际认同，针对安全问题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也以此为原则，倡导构建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依靠卫生决策、医疗资源、专业人员的全球协同，实现个人安全与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统筹协调。国际合作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关键已成为各国共识，各国只有承担共同责任，才能最终共享利益。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思想就是实现人类携手保护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理论武器。“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充分听取发展中国家意见，更好反映发展中国家合理诉求。”这是习近平为推动构建团结合作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向世界发出的邀约。
三、 现实展现：抗击疫情的中国担当
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也是一次大考。中国作为第一个打响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国家，依托制度优势，凝聚全国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付出巨大代价，有力扭转了疫情局势。中国参与全球疫情防控、贡献大国力量，从国内抗疫和国际合作两个层面积极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一）国内抗疫
2019年12月27日，武汉市江汉区疾控中心收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报告。武汉迅即采取应对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也立即组织专家组赴武汉，在疫情尚不明晰的情况下，为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从预防到救治作出一系列安排部署，并随研究进展不断更新预防救治手册。2020年1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成功分离病毒毒株；1月10日检测试剂盒初步研发成功。面对未知病毒，全国科研战线以创纪录的速度，在疫情防控、病毒分离、基因测序、病毒传播途径研究等方面迅速出击，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随着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快速增加，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中国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从1月20日至2月20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基本遏制疫情全国蔓延态势。没有比人民至上更重要的原则，也没有比生命至上更优先的考量。尽管正值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党中央仍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作出暂停武汉及湖北省多地交通运输、减少人员流动的决定，从源头上阻断了疫情向外扩散的传播链。全国各省级行政区陆续实施严密防控措施，限制人员流动，各地落实非必要不外出政策，动员全社会的基层和志愿者力量。世卫组织联合考察组专家肯定了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评价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灵活、最积极的防控措施。“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四类人员”分类集中管理的政策，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应隔尽隔的“四应”要求，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的“四早”措施，人类抗击传染病史上首创的方舱医院……这一条条政策简短有力，一个个举措精准科学，为救治患者下达命令、为动员力量作出宣誓、为提振信心注入魄力、为疫情防治指引方向，中国用一系列有效措施迅速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
为了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根据疫情变化，全国实施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政策，大部分企业进入复工复产轨道。中国创造性地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分类分批全面恢复社会正常运行。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科学循证、精准施策、统筹协调、协同联动。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方法论要求，全力扭转疫情局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基层，人人各司其职，携手应对。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蓄力突围，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在持续巩固国内疫情防控积极向好态势的同时，针对境外疫情变化，将重心转向外防输入，将疫情防控常态化，提高群众疫情防控和疾病防治意识，大力推动疫苗接种。面对零星散发病例或局部聚集性疫情，提高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实施城市网格化管理，充分运用科技手段进行快速排查，总结救治防控经验，做到沉着应对。在境外疫情持续泛滥时，中国牢牢把住境外疫情输入第一道防线，筑起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的牢固屏障。
（二）国际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始，习近平就多次强调要及时发布疫情信息、真诚面对国际社会、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中国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信息，同有关国家保持沟通，毫无保留地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防控救治经验，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在本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中国尽己所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支持和帮助，并多次向国际社会作出庄严承诺。无论是在国内疫情防控的攻坚克难上，还是在与国际社会携手抗疫的守望相助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以实际行动生动阐释了这一理念所蕴含的强大力量，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2020年1月9日，中国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信息，将病原学鉴定取得的初步进展分享给世卫组织。虽然对病毒还了解不多，但中国全面展示研究结果，目的是尽力促进国际合作，减少由于病毒信息缺失而造成的潜在危害。此后，中国始终与世卫组织保持高频次互动，并自1月11日起，每日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信息，这也开启了世卫组织每日更新疫情信息的工作，为全球抗疫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和更全面的信息。1月12日，中国向世卫组织提交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发布，实现信息全球共享。2月16日，由中国、德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和世卫组织共25名专家组成联合专家考察组，利用9天时间对北京、成都、广州、深圳和武汉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发布联合考察报告。报告高度评价了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认为中国的举措值得他国借鉴。中国还积极支持世卫组织开展新冠病毒全球溯源工作，邀请世卫组织专家与中国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自2021年1月14日至2月10日，共同开展病毒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中国再一次用行动表明对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和对全人类负责任的态度。
在疫情防控和救治方面，中国以开放的姿态同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通力合作，分享防控救治经验、沟通研究进展、多渠道开展合作对话，为国际抗疫合作提供了基础和契机。此外，中国还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人道援助。中国已为受疫情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抗疫以及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20亿美元援助，向150多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中医药疗效在中国抗疫过程中得到证明后，中国向10余个国家捐赠中医药产品，组建中医医疗队赴相关国家协助抗疫。对医疗物资匮乏、医疗体系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尽己所能全力救助。中非建立了41个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中国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总额超过13亿美元，是二十国集团成员中落实缓债金额最大的国家。
疫苗接种被证实是有效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措施，疫苗也是抗击疫情的重要公共产品。作为世界上率先研发出疫苗的国家，中国开展疫苗国际合作，不谋求任何政治目的，也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盘算，而是本着对全人类卫生安全负责的态度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承诺将全力支持国际抗疫合作，增强发展中国家疫苗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中国以实际行动履行自己的承诺，迅速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同10多个国家开展疫苗研发合作，承诺力争在2021年10月底前向“实施计划”首批交付超过1亿剂疫苗。中国响应世卫组织号召，急发展中国家之所急，优先供给疫苗。承载中国疫苗的专机一次又一次飞往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各国领导人和人民的欢迎。习近平在2021年5月的全球健康峰会上郑重承诺：中国将在未来3年内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尽己所能对外提供更多疫苗；支持本国疫苗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开展合作生产。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以人为本、客观公正、团结合作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
四、路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未来选择
日内瓦国际和发展研究院全球卫生项目主任柯克布什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治理分为三个层面：促进公共卫生的全球治理，即对全球性问题的治理直接或间接涉及公共卫生领域，如在多边机构的议程中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项目设置为合作的一部分；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治理，即利用全球治理框架针对公共卫生问题进行治理活动，如世卫组织消灭天花病毒等；支持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即国际行为体自主地为保护人类卫生健康而采取治理行动，如设立澜沧江-湄公河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项目等。这为探索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多层次的分析切入点。笔者认为，未来应循坚持多边主义原则、坚定维护世卫组织权威性、依托“一带一路”提供公共卫生产品的路径，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惠及国际社会。
（一）坚持多边主义，凝聚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力
约翰·鲁杰把多边主义定义为一种在广义的行动原则基础上，不考虑任何特定事件中各方特殊利益或紧急情况，协调三个或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这一制度包含集团成员的不可分割性、预期“扩散的互惠性”、行动的普遍化三个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的是多边主义，这决定了未来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也必须坚持多边主义。
一方面，应当巩固多边组织稳定性。多边组织有众多国家参与，维持其稳定性的基础条件是平等对待组织成员。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将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基础，符合《联合国宪章》的人权价值观，跨越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地域和种族等差异，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平等合作的理念和契机。在平等基础上巩固多边组织稳定性还应注重发挥多边组织的实效性。各国应当积极参与现有国际规则修订和新疆域规则制定。疫情发生后，二十国集团迅速行动，就加强联防联控合作，加速药物和疫苗研发，稳住经济基本盘，保证产业链、供应链持续运行，缓解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达成共识。这些举措降低了其他因素对抗疫进程的影响，给地区抗疫带来信心，也为全球抗疫合作指引了方向。金砖国家也积极开展经贸、卫生等领域广泛合作。它们总结自身在国际援助、技术合作和国际卫生投资等方面的经验并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好的办法，促进发展中国家卫生合作，为全球抗疫和经济复苏作出了积极贡献。以史为鉴，可以明事理。自古以来，各行为体理性选择、克制自身行为则有助于国际问题的和平解决；相反，实施暴力行为、霸权欺凌都是与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的，只会使国际社会更加动荡。巩固多边组织稳定性就是为国际合作打造更加有深度、有宽度的坚实平台，促进各国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打下更加稳固的合作基础。
另一方面，应当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灵活性。非国家行为体逐渐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展现其重要作用。这些行为体的重要性不仅源于它们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更加多样的行为，也因为它们承担着“传送带”功能，使各国政府对彼此的政策更为敏感。其公益性、不受主权让渡影响的特点，使其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中更具灵活性，更易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黏合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作为非国家行为体代表，一直关注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和卫生产品可及性。作为世卫组织第二大捐款方，盖茨基金会已在一年内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捐款17.5亿美元，用于病毒研究、医疗物资和药品生产、疫苗研发。中国企业华为、万科、腾讯、阿里巴巴等也在抗击疫情中作出巨大贡献，如筹集物资、提供技术支持、捐款捐物等。国家与私人企业合作逐渐成为较为高效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方式，更易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研究发现，许多公共卫生问题能够通过公私合作方式在解决落后国家健康问题的同时实现经济最优化。在未来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各国应当大力支持非国家行为体发展优势项目，积极与本土或外来非国家行为体建立合作关系，灵活利用各参与者优势，为保护人类卫生健康提供多维力量支撑。
（二）维护世卫组织，加强国际协调机制建设
詹姆斯·罗西瑙认为，治理是“各国政府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在政府之外，由其他的社会组织和部门负责维持相应领域的秩序，即任何社会系统都应该承担政府没能管起来的那些职能”。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是以世卫组织为核心，包含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多主体，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多层次进行治理活动的系统。维护世卫组织的权威，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维护人类卫生健康、保护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国际社会应当支持世卫组织发挥专业引领作用，筑牢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机制平台。
一方面，应当维护世卫组织权威性。世卫组织关切的是“不分种族、宗教、政治信仰或者经济、地区差别的人的健康，所有人的健康对于和平与安全的维持是基本的，所有人的健康依赖于各人和各国之间的全面合作”。这一关切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不谋而合。可见，支持世卫组织就是支持和促进人类生命健康事业，维护世卫组织权威性就是维护人类生命健康。公平、独立、专业地开展工作是世卫组织引导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前提。应当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卫组织中的话语权，并扩大世卫组织的包容性，将新兴非国家行为体纳入世卫组织的领导机制，可以增强世卫组织广泛协调资源的能力。世卫组织应尽快建立国际联防联控机制，利用新兴科学技术组建多领域专家组，提高自身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定性和处置的快速性、准确性，体现专业水平和能力。各国应在世卫组织领导下合力打造共享数字合作平台，使信息交流更加便捷、畅通、充分。
另一方面，应当维护世卫组织公正性。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合作平台，世卫组织更易协调各方进行沟通合作、筹集存储医疗卫生资源、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援助，从而实现全球公共卫生产品均衡配置，解决贫困人口医疗资源可及性问题。但是，部分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世卫组织横加干涉，一旦它不能满足它们的利益诉求，这些国家对世卫组织的支持意愿就会下降。世卫组织的行动力下降、影响力减弱，其公正性也受到干扰，已建立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就会遭受破坏。未来世卫组织应在各领域都建立对成员国医疗卫生资源筹集和分配的公平机制，通过平衡资源的方式实现人人健康。同时，各成员国应支持世卫组织的协调工作和运行机制建设，积极加入公平机制以实现全球公共卫生产品公正分配；应支持世卫组织更有效地凝聚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共识，动员全球资源，协调全球行动，为维护全人类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发挥更大作用。
（三）依托“一带一路”，提供高质量公共卫生产品
以区域引领—辐射全球的方式，依托“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公平可及可负担的高质量公共卫生产品，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成为共识。“一带一路”是促进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其所包含的“健康丝绸之路”是以促进沿线国家卫生事业发展、提升国民健康水平为目的的重要倡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对打造“健康丝绸之路”提出明确要求，要以此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国家之间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充分交流、互鉴互惠，加强区域内传染病联防联控，实现区域公共卫生安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高质量公共卫生产品供给，推动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1.深化卫生领域人才培养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全面发展
通过构建区域共同体，推动各国医疗技术全面发展。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会议和论坛，加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交流合作，通过培训、参观、竞赛等方式提高专业人员的科研水平和挖掘前沿课题能力。融合相关部门的专家人才，在政策制定、制度执行等方面落实主体责任。拓展人才培养领域，推进医学与其他学科融合，培养“新医科”背景下的复合型人才。这既符合我国“医防融合”的医改路向，也将推动医疗健康生态体系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医药科学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数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作为支撑。同时，在政策落实和项目发展过程中必然涉及财政和金融安全问题。各国应发挥各自资金和技术优势，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高科技、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2.提升传统医药和医疗技术在全球的影响力
把优秀传统理念与创新性生物科技结合起来，促进生物技术健康、绿色发展，这既是国家生物安全战略，也是促进文明互鉴、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的重要内容。首先，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国际专业人才加入传统医药研究队伍。当前，全球范围内传统医药行业潜力还有待挖掘。其次，加强各国传统医药企业建设，制定传统医药生产规范。各国应积极与世贸组织、有能力的私人企业或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通过资金投入、人才汇集，开拓传统医药的发展空间。同时，发挥世卫组织的领导和协调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世卫组织建立有效对接机制，建立跨国团队深入研究传统医药在预防和救治中的作用，使传统医药逐渐进入全球视野。最后，注重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质量监管机制。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和医药产品的有效供给都离不开产权保护和质量监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当首先回应对知识产权的关切，使科研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中进行，这既有助于传统医药健康、可持续发展，也会减少外界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质疑。
3.加强卫生政策交流合作，积极搭建交流平台
各国在制定卫生政策过程中必然考虑其他领域的协同配合，各国在不同领域政策方面的经验也可能对其他国家具有借鉴作用。发挥民众的社会网格化作用、以社区为单元的管理模式有助于制定更加符合国情的政策。同时，加强民众的交流互动，促进民心相通，使得政策理念更好地传递到社会大众中。通过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导向性公共卫生产品的提供能力，推进各国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建立客观公正的卫生合作机制，加强团结合作以巩固、扩大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保障成果。《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即将在中国举行。中国将继续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挑战，推动制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4.形成卫生应急演练机制
区域安全治理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形成规律性、科学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机制，提升各国参与应急演练能动性。加强各国对传染病防治宣传、出入境检验检疫、医疗和生活物资储备以及突发情况下保障经济合作有序进行等方面的谋划，一方面能够强化各国对多种公共卫生危机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区域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建立卫生应急演练机制，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各国民众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警惕性，增强民众自我检测、自我保护意识，推动健康理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通过应急演练可以快速察觉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的物资储备情况等现实问题和继发的社会问题。这将促进区域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平疫结合，使各国更有信心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挑战
五、结语
当此新冠肺炎疫情加快百年变局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严峻时期，疫情蔓延、经济衰退、全球治理困境给人类安全与发展带来挑战。由西方某些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意识形态偏见以及逆全球化思潮等造成的国际社会以邻为壑、治理隔阂、各自为政、公共产品紧缺等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难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结合实践经验，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倡议。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以保护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本着人人平等原则，凝聚所有合法行为体，主张通过团结合作方式来实现全人类安全发展的重要理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从生命本源角度出发进行探索，拓宽共同体维度，挖掘更多实践路径，为国际社会形成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更加基础和直观的理论依据，也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增添了时代价值。中国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倡导者，更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引领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大国责任和担当：本着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原则，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健康；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尽己所能投身全球抗疫；本着团结合作的诚意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合作。未来，中国会继续向世界阐述和以实际行动传递这一理念，为促进人类健康福祉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而不懈努力。
（本文载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